侵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


就侵權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問題，筆者采折中說，主張區(qū)分侵權請求權的類型，分別確定其應否適用訴訟時效。

在諸多類型的侵權請求權中，損害賠償請求權適用范圍廣泛，居于較為重要的地位。依學界通說，包括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在內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屬于債權請求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l條確認，債權請求權以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原則，以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例外。學界對于損害賠償請求權若長期不行使，會產生不特定第三人的信賴利益，因此有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存有共識，因此就損害賠償請求權一般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并無爭議。

但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侵權請求權，屬于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中恢復原狀請求權的具體存在形式，應當歸為債權請求權的范疇，它們是否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民法學界尚存爭議。有學者主張，這些類型的侵權請求權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考慮到訴訟時效制度的功能是維護不特定第三人與義務人財產狀況有關的信賴利益，唯有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此種信賴利益的必要時，方有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問題。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請求權，以恢復受害人人格上的利益為目標，即使請求權人未在一定期限內行使相應類型的請求權，也不會讓不特定第三人對加害人的財產狀況產生任何錯誤的認識，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問題，因此，即使屬于債權請求權，也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審判實踐中，應將這些類型的債權請求權作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條第4項“其他依法不適用訴訟時效規(guī)定的債權請求權”來對待。

停止侵害請求權、排除妨礙請求權以及消除危險請求權應否適用訴訟時效，也存有爭議。傳統(tǒng)民法上，侵權責任承擔方式通常僅限于損害賠償，停止侵害、排除妨礙以及消除危險并非侵權責任承擔方式，而是物權請求權的具體類型。就這些類型的物權請求權，通說主張其并非債權請求權，而是與物權效力密切關聯(lián)的獨立類型的請求權。我國現(xiàn)行民事立法用侵權責任制度取代傳統(tǒng)民法上的物權請求權制度，擴張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礙以及消除危險請求權的適用范圍，使得它們可以對物權以外的其他絕對權，如知識產權和人格權，對絕對權以外的相對權以及民事權利之外的民事利益一并發(fā)揮救濟功能，但這并不能夠改變這三種類型請求權的法律性質，它們仍然屬于不同于債權請求權的獨立類型請求權。

筆者認為，從訴訟時效制度的功能出發(fā)來分析的話，這三種類型的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原因在于，這三種類型的侵權請求權都是指向現(xiàn)實存在的妨害和危險，這種現(xiàn)實存在的妨害和危險一般就排除了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現(xiàn)此類請求權不存在狀態(tài)的可能，不特定第三人也就無法產生相應的侵權請求權不存在的信賴，因此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問題，訴訟時效制度的核心功能對于這些類型的請求權就不存在適用的可能性。

返還財產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關系就略微復雜一些。需要區(qū)分返還財產請求權存在的具體背景逐一予以分析。

先看以登記作為公示方法的不動產物權。在我國《物權法》中，就不動產物權的登記而言，存在設權登記與宣示登記的區(qū)分。所謂設權登記，是指創(chuàng)設物權效力的登記，即登記具有形成效力，如我國《物權法》第9條第l款、第14條、第139條等規(guī)定中的登記，即屬于設權登記。再如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758條規(guī)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贝朔N登記，如不踐行，則當事人之間縱有物權變動的事實，在法律上也絕對不生效力，所以又稱絕對的登記。其對象以依民事(法律)行為而生變動的不動產物權為限。所謂宣示登記，是指將已經成立的物權變動昭示于人的登記。如我國《物權法》第3l條規(guī)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規(guī)定享有不動產物權的，處分該物權時，依照法律規(guī)定需要辦理登記的，未經登記，不發(fā)生物權效力�！痹摋l中所謂“登記”，即屬于宣示登記。宣示登記并無創(chuàng)設物權的效力，因為在登記以前物權變動的效力已經發(fā)生。不過，非經宣示登記，當事人再為處分行為時，無法履行其在該處分行為中負擔的移轉物權于相對方的義務。可見，這種登記的效力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所以又稱相對的登記。宣示登記的目的，在于貫徹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原則，以維護交易安全。此外，在我國《物權法》中，就登記的效力而言，還有登記成立要件主義和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之別。所謂登記成立要件主義，又稱登記的有效要件主義，是指未經登記手續(xù)的辦理，當事人之間就不能發(fā)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我國《物權法》第9條第l款、第14條、第139條等，確認了登記在物權變動中的形成效力，即屬于采登記成立要件主義。所謂登記對抗要件主義，是指登記手續(xù)的辦理僅是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而非物權變動法律效果發(fā)生的要件，我國《物權法》第129條、第158條等即采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以設權登記為背景，就登記效力采公示成立(或生效)要件主義的不動產物權，如不動產所有權、建設用地使用權等而言，權利人享有的返還原物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原因在于，只要登記簿上仍然顯示不動產的權屬狀況，就會排除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現(xiàn)權利不存在狀態(tài)的可能。不特定第三人僅僅基于加害人對于不動產的占有就相信加害人無須向任何人負擔返還財產的義務缺乏正當依據(jù)，因此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梢�，訴訟時效制度的核心功能對于此種類型的侵權請求權不存在適用的可能性。

　　就登記效力采公示對抗要件主義的不動產物權，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而言，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所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也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因為在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之下，法律保護交易關系中善意第三人對登記所公示的權利狀態(tài)產生的消極信賴。這就意味著，凡是登記簿上沒有顯示的權利變動，善意第三人可以相信從未發(fā)生過權利變動。但任何人不得因民事主體對不動產的占有就相信該民事主體對不動產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地役權等。因此，不特定第三人相信占有不動產的民事主體無須向任何人負擔返還財產的義務，缺乏依據(jù)和理由，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問題。

但在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之下，未辦理登記手續(xù)就已經取得特定類型不動產物權的權利人，其對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所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長期不行使，則會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現(xiàn)出似乎在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返還財產請求權的表象，有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其對其他占有不動產的人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即使長期不行使，由于該占有人并非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并不會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呈現(xiàn)該占有人沒有負擔返還財產義務的狀態(tài)，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以宣示登記為背景，不動產物權人無須辦理登記手續(xù)即可取得相應的不動產物權。若不動產物權人已經辦理了宣示登記，其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自然不存在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的問題。但在辦理宣示登記手續(xù)之前，該不動產物權人對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若長期不行使，即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應有訴訟時效制度的適用問題。[1]如甲依據(jù)我國《物權法》第28條的規(guī)定，基于法院的生效法律文書取得登記在乙名下的房屋所有權，該房屋在法律文書生效后仍由乙占有，甲即取得對乙的返還原物請求權。甲一直未去辦理宣示登記，未將該房屋登記在自己的名下，也長期不向乙行使返還原物請求權，會讓不特定第三人產生甲和乙之間不存在返還原物請求權的信賴，也會讓不特定第三人對乙的財產狀況和經濟實力產生錯誤的判斷，[。]因此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不動產物權人對其他占有不動產的人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即使長期不行使，由于該占有人并非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并不會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呈現(xiàn)該占有人沒有負擔返還財產義務的狀態(tài)，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再看以占有作為公示方法的動產物權，如動產所有權、動產質權等，考慮到占有具有權利推定的功能，即法律推定占有動產的人對動產行使的權利是合法的，如果權利人長期不向無權占有動產的人行使返還財產請求權，則會如同一般的債權請求權一樣，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呈現(xiàn)此權利不存在的狀態(tài)，不特定第三人會因此以為占有動產的人無須向任何人負擔返還財產的義務，此時就有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性，也就存在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的必要性。

就以登記作為公示方法的動產物權，如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的所有權等而言，由于此類登記在公示效力上采公示對抗要件主義，物權變動僅由債權意思結合非公示方法的踐行行為而完成，但只有經過登記的物權變動才具有對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未登記的物權變動不能產生對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這意味著，在當事人之間有效成立的物權變動不能無條件地向外為主張。此種登記對抗要件主義，與混合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相對應。在混合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之下，依據(jù)《物權法》第24條，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等所有權的轉移，即使不采用登記的公示方法，也可基于生效的合同行為結合交付行為發(fā)生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果，只不過“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因而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所有人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應否適用訴訟時效，應區(qū)分情形分別對待：登記簿上記載的所有權人所享有的返還財產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因為在登記對抗要件主義之下，法律保護交易關系中善意第三人對登記所公示的權利狀態(tài)產生的消極信賴。這就意味著凡是登記簿上沒有顯示的權利變動，善意第三人可以相信從未發(fā)生過權利變動。但任何第三人都不能因為民事主體占有船舶、航空器或機動車就相信其為所有權人。因此不特定第三人相信在登記的所有權人與實際占有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的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返還原物請求權，缺乏依據(jù)和理由，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
問題。

但就未辦理登記手續(xù)就已經取得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所有權的權利人而言，其對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所享有的返還原物請求權如長期不行使，就會向不特定第三人呈現(xiàn)出似乎在當事人之間不存在返還原物請求權的表象，有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其對其他占有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的人所享有的返還原物請求權，即使長期不行使，由于該占有人并非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并不會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呈現(xiàn)該占有人沒有負擔返還原物義務的狀態(tài)，不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必要，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需要附帶說明的是，一些類型的侵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并不意味著這些類型的侵權請求權不存在任何類型的期限限制。在我國民法學說以及民事習慣法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得到認可的失權期間，即可對其發(fā)揮限制功能。

　　摘自：王軼著《民法原理與民法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