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草案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

徐華

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侵權責任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懲罰性賠償制度成了法學界和法律實務部門討論和爭論的熱點。懲罰性賠償，是指基于加害人特定的不法行為，而由加害人向受害人給付的在受害人的實際損失之外的金錢。這項制度最初起源于1763年英國法官I,ord Camden在Huekle V．Money一案中的判決。在美國，1784年的Genay V．Norris一案中最早確認了這一制度。①在英美法系的侵權法中，懲罰性賠償一直是普通法的一項特有制度。而大陸法系國家，．長期以來堅持以補償受害人實際損失為侵權責任的基本原則，認為懲罰性賠償違反了侵權法的“填補損害”原則，違反了私法根本屬性，所以在侵權法中一直拒絕承認懲罰性賠償的位置的存在。美國和德國曾經因為一個案件而發(fā)生過糾紛：一個德國人在美國旅行時闖了禍，美國法院就對這個德國人進行了懲罰性賠償。但是，這個德國人的財產在德國，這個案件的執(zhí)行有賴于德國法院的協助，于是美國最高法院就請求德國最
高法院對這個案件進行執(zhí)行。德國法院對這個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判決違反了德國的立法精神而拒絕執(zhí)行。最后，這個懲罰性賠償沒有能夠實現。這個案例很形象地說明了兩個不同法系國家的侵權法對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對立態(tài)度。在我國，很多專家也認為，懲罰性賠償不符合民法平等、等價的精神，與侵權責任法的救濟法屬性存在一定的沖突，尤其是不能通過懲罰性賠償使受害人獲得額外的補償。②然而，正在審議中的侵權責任法草案明確規(guī)定了這樣的條文：“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損害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懲罰性賠償�！痹撘�(guī)定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反映了立法機關的價值取向，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侵權責任法草案在產品責任一章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的必要性

在侵權責任法起草過程中，一些專家曾提出建立全面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意見，對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或具有感情意義財產的，法院可以在賠償損害之外判決加害人支付懲罰性賠償金。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制裁故意侵權行為，發(fā)揮侵權責任法的預防作用，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利。也有很多人提出建立有限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如在環(huán)境污染責任一章對故意排放污染物放任損害發(fā)生造成嚴重后果的污染環(huán)境的行為；在產品責任一章對惡意產品侵權行為也就是明知缺陷產品會造成使用人的人身損害仍將其推向市場造成損害的惡意致害行為，應當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金。立法機關最后只在產品責任一章中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應該說，立法機關對懲罰性賠償的謹慎態(tài)度是有道理的，懲罰性賠償并非包治百病、毫無副作用的靈丹妙藥。懲罰性賠償是一種民事責任的賠償，這種賠償，應以不引發(fā)新的沖突或者訴訟為目的。而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通常會因為當事人對賠償數額的不滿而引發(fā)新的糾紛。如果是補償性賠償則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為損失是既定的，賠償的數額根據損失也是既定的，法官也可以根據明確量化了的法律來裁判。而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則有更多的可變因素。比如，在環(huán)境侵權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環(huán)境保護很重要，發(fā)展經濟也很重要，由于科技的不完善讓環(huán)境污染有時是不得不發(fā)生的事情。如果單純讓企業(yè)承擔這樣的責任，一味維護受害人的“環(huán)境權”顯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失公平。而在企業(yè)承擔懲罰性責任后，也會影響甚至毀滅企業(yè)發(fā)展的道路，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因此，解決環(huán)境糾紛并不能將希望寄托在懲罰性賠償的
制裁和遏制作用上。

立法機關在侵權責任法草案產品責任一章中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和近來頻頻發(fā)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有關。在三鹿奶粉、大頭娃娃等大規(guī)模惡意產品侵權案件中，產品生產者具有為了自身利益而無視他人的生命健康權利、實施具有惡劣性質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懲罰性賠償金制裁，懲罰他們的惡劣行為，并且阻遏將來再發(fā)生類似行為，以保護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應該說，正是這些危害生命安全的事件，催生了侵權責任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具有如下必要性：

1．有利于實現實質公平，彰顯社會正義

由于一般的損害賠償在許多情況下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因此也就不能完全體現社會的公平。而懲罰性賠償制作為一種彌補一般損害的缺陷、實現實質正義的方式、方法，無疑是十分有效的。為此，懲罰性賠償制度體現的是國家對損害賠償這種純粹的私法關系的干預，它最終追求的是一種實質正義。

2．規(guī)范企業(yè)行為，樹立企業(yè)責任意識

在產品責任案件中，一些生產經營者發(fā)現將補償性賠償金打人經營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圖，從而對消費者的安全采取輕率漠視的態(tài)度，將其巨額利潤建立在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如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生產的平脫汽車油箱爆炸索賠案中，福特公司雖明知其設計存在缺陷但其董事會經計算得出改進此缺陷所付出的費用要多于對預計可能出現事故所償付的補償金，最終放任油箱缺陷的存在而使消費者遭受巨大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懲罰性賠償制度通過給生產經營者強加更重的經濟負擔，使其不敢從事法律所禁止的不法行為，從而達到制裁和威懾的目的，樹立企業(yè)的責任意識。

3．由于缺乏懲罰性賠償制度，限制了公民社會的監(jiān)督力量

沒有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制度，受害人要為此付出很多時間成本，大部分人都選擇償制度，如在環(huán)境污染責任一章對故意排放污染物放任損害發(fā)生造成嚴重后果的污染環(huán)境的行為；在產品責任一章對惡意產品侵權行為也就是明知缺陷產品會造成使用人的人身損害仍將其推向市場造成損害的惡意致害行為，應當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金。立法機關最后只在產品責任一章中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應該說，立法機關對懲罰性賠償的謹慎態(tài)度是有道理的，懲罰性賠償并非包治百病、毫無副作用的靈丹妙藥。懲罰性賠償是一種民事責任的賠償，這種賠償，應以不引發(fā)新的沖突或者訴訟為目的。而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通常會因為當事人對賠償數額的不滿而引發(fā)新的糾紛。如果是補償性賠償則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為損失是既定的，賠償的數額根據損失也是既定的，法官也可以根據明確量化了的法律來裁判。而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則有更多的可變因素。比如，在環(huán)境侵權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環(huán)境保護很重要，發(fā)展經濟也很重要，由于科技的不完善讓環(huán)境污染有時是不得不發(fā)生的事情。如果單純讓企業(yè)承擔這樣的責任，一味維護受害人的“環(huán)境權”顯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失公平。而在企業(yè)承擔懲罰性責任后，也會影響甚至毀滅企業(yè)發(fā)展的道路，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因此，解決環(huán)境糾紛并不能將希望寄托在懲罰性賠償的制裁和遏制作用上。

立法機關在侵權責任法草案產品責任一章中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和近來頻頻發(fā)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有關。在三鹿奶粉、大頭娃娃等大規(guī)模惡意產品侵權案件中，產品生產者具有為了自身利益而無視他人的生命健康權利、實施具有惡劣性質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懲罰性賠償金制裁，懲罰他們的惡劣行為，并且阻遏將來再發(fā)生類似行為，以保護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應該說，正是這些危害生命安全的事件，催生了侵權責任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具有如下必要性：

1．有利于實現實質公平，彰顯社會正義

由于一般的損害賠償在許多情況下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因此也就不能完全體現社會的公平。而懲罰性賠償制作為一種彌補一般損害的缺陷、實現實質正義的方式、方法，無疑是十分有效的。為此，懲罰性賠償制度體現的是國家對損害賠償這種純粹的私法關系的干預，它最終追求的是一種實質正義。

　2．規(guī)范企業(yè)行為，樹立企業(yè)責任意識　

在產品責任案件中，一些生產經營者發(fā)現將補償性賠償金打人經營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圖，從而對消費者的安全采取輕率漠視的態(tài)度，將其巨額利潤建立在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如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生產的平脫汽車油箱爆炸索賠案中，福特公司雖明知其設計存在缺陷但其董事會經計算得出改進此缺陷所付出的費用要多于對預計可能出現事故所償付的補償金，最終放任油箱缺陷的存在而使消費者遭受巨大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懲罰性賠償制度通過給生產經營者強加更重的經濟負擔，使其不敢從事法律所禁止的不法行為，從而達到制裁和威懾的目的，樹立企業(yè)的責任意識。

　　摘自：游勸榮著《侵權責任法律制度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