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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學術年會:合理界定犯罪圈 有效懲治新型犯罪

http://www.ggmww.com　 2016-10-27 10:30:22　 來源：正義網

2016年全國刑法學術年會近日在武漢召開,與會人員圍繞理論與實務熱點展開探討

　　合理界定犯罪圈　有效懲治新型犯罪

　　10月15日至16日,由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主辦,武漢大學法學院、武漢大學馬克昌法學基金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承辦的2016年全國刑法學術年會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來自全國高校、研究院所、司法實務部門的刑法學專家學者400余人參加了年會。與會人員圍繞“刑法改革中刑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信息網絡犯罪的司法適用”“恐怖主義犯罪的司法適用”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同時,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二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進行了換屆選舉,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趙秉志再次當選為會長。

　　刑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二元治理體系抑或一元治理體系

　　隨著刑法干預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日益擴大,一些之前由行政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開始由刑法直接進行規(guī)范,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界定刑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涉及犯罪圈的合理界定,進而形成了區(qū)分違法與犯罪的二元治理體系與不區(qū)分違法與犯罪的一元犯罪治理體系之間的理論與實踐爭論。

　　“隨著法定犯的不斷擴容,刑法與前置法的過密銜接使其邊界的模糊化與罪狀設置的形式化日益成為適用上的難題,如何避免純形式化地解釋犯罪構成要件,維持刑法的謙抑、補充地位,將成為無法逾越的解釋論問題�！比A東政法大學教授蘇惠漁認為,應該堅持刑事違法評價的相對獨立性,在入罪維度上,秉持刑法對前置法違法評價的依附性,在出罪維度上,則堅持刑法自身的合比例性及獨立性。對刑法的解釋應以保護法益為導向,既不至于造成刑法規(guī)范的“虛置”,又不過于擠占行政法規(guī)范的適用空間。

　　對于行政法與刑法關系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彭文華認為,是刑罰與行政處罰的含混與交融,其根源在于行政處罰權與刑罰權界限不清。但是,刑罰與行政處罰應排斥適用。因為,對于同一行為分別處以刑罰和行政處罰,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刑法與行政法上的行為交叉,顯著特征是事實屬性相同,只是社會危害程度不同而導致法律屬性不同而已。正因事實屬性并無不同,因而處罰時擇其一便可,沒有必要合并適用。

　　通過對多年來盜竊罪立案標準的比較,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盧建平分析了盜竊罪立案數(shù)與犯罪總數(shù)的變化,闡述了1981年到2014年間盜竊犯罪與總刑事犯罪之間演變的趨勢,并進一步提出,盜竊罪在犯罪中占比極大,其犯罪率的下降將對整體犯罪率的下降有極大的作用,而盜竊罪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卻在于盜竊罪定罪數(shù)額標準的提升�；�于此,盧建平對一元論與二元論的利弊進行分析后認為,一元治理體系主張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即主張立法上根據(jù)行為性質來確定犯罪的范圍,提出危害社會行為治理體系的一元論與二元論關系之問題,雖然總體偏向一元論,但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可以取長補短。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眾多社會矛盾被集中引爆,相當部分的問題介于刑法與行政法共同治理區(qū)間中。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曾粵興提出,在法理上,刑法與行政法同屬公法,兩者之間在治理對象上天然存在著交叉重疊,就刑法與行政法如何劃分作用范圍、構建和諧關系,存在行政優(yōu)先說、刑法優(yōu)先說、綜合說三種不同觀點。對于刑法與行政法的關系,有必要引入社會變動的視角展開討論。在社會變動快速期,在其他部門法(包括行政法以及民商法)治理社會矛盾不力時,刑法應及時回應社會公眾對刑法的制度需求,及時進行立法。在社會變動緩慢期,刑法立法應以非犯罪化和刑罰輕緩化的立法為主。

　　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來,我國已先后頒布出臺了9部刑法修正案。經濟刑法中抽象危險犯的增加,帶來了刑法與行政法、經濟法之間的沖突問題。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濤認為,刑行交叉沖突問題的解決,并非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所能化解,也非法益再定義理論、違法相對性理論、二次違法理論等所能解決,而是要重視二元化犯罪模式的法治價值。把行政處罰手段置于比刑罰手段更優(yōu)先的地位,強調行政處罰手段在預防與懲治經濟不法行為中的作用,并以刑罰手段作為保障,是二元化犯罪模式有別于傳統(tǒng)犯罪之“有罪必罰”的地方。

　　結合對一起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仁文就交通事故行政責任與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之間的關系認為,由于在目的與功能、客觀構成要件、主觀構成要件以及是否采用責任推定、過錯相抵的特殊歸責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差異,交通事故的行政責任認定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認定,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不宜直接采納交通事故的行政責任認定,并將之作為認定交通肇事罪的唯一依據(jù)。但是,交通事故的行政責任認定可以作為證明交通違法行為與事故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過失的證據(jù)。

　　懲治信息網絡犯罪司法適用問題研究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互聯(lián)網+”時代,信息網絡技術的發(fā)展使得涉信息網絡違法犯罪呈現(xiàn)出新的態(tài)勢,信息網絡違法犯罪手段不斷翻新,輻射范圍不斷擴大,給有效懲治此類犯罪帶來巨大挑戰(zhàn)。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主觀方面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如何認定“明知”?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劉憲權認為,一般情況下,對“明知”應證明到“確認”的程度,即確實且充分地認識到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明知的核心司法判斷規(guī)則應當側重于客觀化的證明,其核心判斷標準在于被幫助者的明顯違法性與幫助行為的相當性。在無法直接證明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網絡信息等電子證據(jù)來推定明知。事實上,對于明知是否包括“應知”,是存在不同觀點的。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李冠煜、呂明利基本贊同肯定說,但是,認為還需要強化論證,必須嚴格區(qū)分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各自研究的問題,兩種觀點也并非截然對立,只不過是在不同領域論述同一問題,而且將“應知”與“明知”并列是不妥當?shù)摹?/P>

　　對于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方面,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彭鳳蓮認為,刑法第266條對于詐騙罪設有三個法定刑幅度,法定刑配置的基本模式是“自由刑+財產刑”。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電信詐騙犯罪附加刑的適用還有待完善:一是從犯也應適用附加刑;二是統(tǒng)一財產刑的適用標準,對罰金、沒收財產要有一個與犯罪所得的合適比例,不至于各地差別過大。

　　以竊取網絡虛擬財產的定罪量刑為著眼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郭澤強提出,應從傳統(tǒng)犯罪定量評價機制的“數(shù)額為主、情節(jié)為輔”向“數(shù)額與情節(jié)并重”,并進一步向“情節(jié)”傾斜與靠攏的新型“雙層社會”定量評價機制轉移和過渡。網絡虛擬財產作為網絡空間文化的衍生物,當難以確定精確的犯罪數(shù)額時,可以適用情節(jié)作為定罪量刑標準,具體包括數(shù)量化定量評價標準、次數(shù)性定量評價機制、多重情節(jié)相結合的定量評價體系。

　　近年來,類似在不法網站投放廣告、電信網絡服務商參與非法增值業(yè)務分成等“資助”行為已經成為網絡犯罪的經濟支柱。對此,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于沖認為,刑法對網絡犯罪“資助”行為應當提前化評價和制裁,不能依賴于后續(xù)的正犯行為定罪處罰,而且不應將刑罰制裁的重點限制在具體犯罪類型上,而是應當切斷網絡犯罪的犯罪鏈條,以有效打擊網絡犯罪上游行為。為此,有必要將網絡犯罪資助行為予以單獨入罪化。

　　以對快播案的分析為基礎,青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董桂武提出,我國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規(guī)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存在兩種模式:第一,規(guī)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幫助行為,此種幫助行為系作為,規(guī)制模式包括共犯模式和共犯正犯化模式;第二,規(guī)制網絡服務提供者怠于行使阻止犯罪或者違法行為的行為,此種怠于行使的行為系不作為,規(guī)制模式包括獨立罪名模式和非獨立罪名模式。其中,應該把網絡服務提供者非獨立罪名不作為犯的構成要件內容界定為“發(fā)現(xiàn)禁止信息+不履行法定監(jiān)管職責+被責令整改而拒不整改或經舉報仍不履行法定職責”。

　　懲治恐怖主義犯罪司法適用問題研究

　　根據(jù)反恐怖主義法第30條規(guī)定,安置教育是對被判處徒刑以上的恐怖主義罪犯和極端主義罪犯,在即將刑滿釋放時經評估確定仍具社會危險性的,經司法程序決定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后繼續(xù)限制其人身自由,以預防再犯的一種強制措施。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陳澤憲認為,這意味著安置教育作為獨立于刑罰的保安處分措施在我國得到正式確立。但是,由于其隔離性和不定期性,安置教育措施也是一把雙刃劍,應該通過理性刑事政策的引導,基于對法治原則和人權保障的嚴格遵守,設計出一套科學、合理、以教育和復歸社會為導向的安置教育制度,嚴格規(guī)范安置教育措施的適用。

　　山東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授牛忠志認為,反恐怖主義法與反恐刑法在立法銜接上存在有待完善之處。比如,就調整范圍而言,反恐怖主義法與反恐刑法相比,既寬又窄,寬窄并存:“窄”表現(xiàn)在反恐怖主義法難以涵蓋“非主義性”的恐怖行為;“寬”表現(xiàn)在受反恐怖主義法所調整的“主張”屬于思想范疇。從立法目的來看,反恐怖主義法的立法目的中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表述,與反恐刑法應然的立法目的應是維護公共安全并不相同。在法律術語方面,反恐怖主義法對術語缺乏界定或者雖有界定但還存在不協(xié)調的情況。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葉良芳提出,反恐怖主義法對恐怖主義作出了界定,但并沒有明確極端主義的內涵�？植乐髁x和極端主義之間的界限是非常復雜的:在有的場合似有區(qū)分,在有的場合又混為一體;在有的場合二者是一體兩面(極端主義側重于思想,恐怖主義側重于行為),在有的場合則又互相并立。對二者可作如下設定:極端主義主要是一種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思想和主張的煽動、傳播、灌輸和蠱惑,而恐怖主義主要是通過暴力方式將這些思想和主張付諸實施。

　　關于刑法修正案(九)對恐怖主義犯罪的具體規(guī)定,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胡江認為,主要內容包括財產刑的增加、行為方式的擴大、罪名的增加以及關聯(lián)行為的增加等,且呈現(xiàn)出刑事法網的嚴密、刑罰結構的優(yōu)化、刑事處罰的提前等三方面典型特征。

　　在“反恐時代”與“網絡時代”重疊的當下,網絡恐怖主義犯罪隨之產生。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舒洪水認為,相對于傳統(tǒng)恐怖主義犯罪而言,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存在全方位異化現(xiàn)象:犯罪構成的異化,表現(xiàn)為行為方式隱蔽化、高智化,行為主體無中心性;共同犯罪內部結構異化,表現(xiàn)為組織行為與教唆行為界限的模糊、幫助行為與教唆行為界限的模糊、幫助行為向實行行為的轉化、組織犯的從犯化和幫助犯的主犯化。對于懲治恐怖主義網絡招募行為,就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安全義務罪的適用而言,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周振杰提出,此罪中“經監(jiān)管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客觀構成要件很可能削弱這一罪名的實踐效果。從現(xiàn)有行政立法的規(guī)定出發(fā),這一要件是不需要的,因為,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的義務,并非產生于監(jiān)管部門的整改通知,而是產生于立法規(guī)范。對于這一罪名,可以適用證明責任倒置的原則,即在發(fā)生恐怖信息傳播情況下,如果網絡管理員與網絡服務提供商不能提供證據(jù)證明已經合理地履行了網絡安全義務,則推定其應該承擔刑事責任。

日期：2016-10-27 10:30:22 | 關閉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