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書評］杰拉德•費茲捷勒（Gerard Fitzgerald）：《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序
　　我與永紅相識于五六年前。當時，他在利物浦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我在利物浦民事家庭法院擔任地區(qū)法官。永紅知道他在英格蘭的時間有限，決定利用那次機會盡可能多地探悉英國的法律制度和英國和歐洲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坐在我和其他法官旁邊聽、看法院案件的審理，還包括很多其它事情。
　　永紅不僅對英國法院適用的法律原則感興趣，還對法律實踐充滿興趣。這包括法院案件的準備；律師和其他職業(yè)人員的作用；法官與法院行政管理人員的關系；起訴和抗辯的費用（通常非常高）；法院判決的執(zhí)行方法。我覺察到英國的有些方法對永紅來說很驚異，但有些問題與他在上海當法官碰到的事情很相似。
　　一直令我感到吃驚的是，永紅能夠非常快的消化、理解和評論非常復雜的技術性法律問題。這可都是些用英文講授的問題。他的成就不僅反映了他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在英格蘭期間所作的巨大努力。因為永紅的書是用中文寫的，所以我未能給他提供有用的幫助，但是，無任怎么樣，我很快就認識到，對于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永紅知道的要比我多。
能夠認識永紅并成為他的朋友，我很高興。能夠在令人驚嘆的上海再次與永紅相見，我非常開心。盡管相距甚遠，但我真誠希望我們能夠保持聯(lián)系。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小，不同國家的人們相互學習和理解是多么得重要。我確信永紅的書一定能夠增進這樣的理解。(本文作者系英國地區(qū)法官，張永紅譯)

［法律書評］劉建：強制執(zhí)行理論與實踐的前瞻性思考
　　對于外國的法律制度,伏久者已不滿足于簡單的翻譯介紹,而是立足我國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比較、分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和邏輯體系,令人欣喜。復旦大學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張永紅先生的著作《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就是典型一例。
　　說起強制執(zhí)行,國人并不陌生,但若提到英國的強制執(zhí)行,國內確實還沒有人系統(tǒng)地研究過。本書作者是一位有著20年基層法院工作經驗的資深法官,辦過不少民事、商事、執(zhí)行案件,對我國的強制執(zhí)行有著很深的感悟。同時,他又是2007至2008年度英國外交部“志奮領”學者,在英國留學期間曾在利物浦郡法院作為“訪問法官”、“陪審”過近一年。所以,他對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的探析,既注重法律本身的考證,又注意法律的實施效果,既考察強制執(zhí)行法的歷史發(fā)展和內在規(guī)律,又分析現(xiàn)行法院判決、欠稅和欠租、欠費執(zhí)行中的沖突與協(xié)調,既探析征地強遷制度的共性,又分析拆除違法建筑程序中強遷的法律特點,字里行間充滿著求真務實的精神。這些問題也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碰到的難點和熱點問題,他在論述過程中結合我國強制執(zhí)行理論和實踐所作的比較、分析,針對性強,具有很好的啟示、借鑒意義。
　　全書48.8萬字,凝結著作者整整六年的心血,彌補了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特別是結語部分就民事執(zhí)行業(yè)的“市場化”改革、強制執(zhí)行與破產的關系,以及執(zhí)行的沖突與協(xié)調這三個問題提出的觀點,具有創(chuàng)新性和前瞻性,讀了之后,令人深思。當讀到英國房產稅的強制執(zhí)行時,猶如一場及時雨,酣暢淋漓,發(fā)人深省。
　　執(zhí)行乃法律之終局和果實。“執(zhí)行難”問題幾乎是所有國家都經歷過并依然面臨著的問題,只是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這一問題的表現(xiàn)有所不同而已。近些年來,在社會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強制執(zhí)行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受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執(zhí)行難”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人民法院執(zhí)行不力的信訪投訴還比較多；被執(zhí)行人規(guī)避執(zhí)行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大量無財產案件堆積在執(zhí)行程序中無法退出；執(zhí)行人員的廉政風險還比較大；法院與稅務等機構的執(zhí)行沖突還需協(xié)調；民間“討債公司”的追債行為禁而不絕；征地強遷、違法建筑拆除、違法停車整治等工作中的矛盾還比較突出……,作為一名長期跑在政法口的記者,我與作者一樣,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我們花了這么大的努力,但離社會對執(zhí)行工作的期盼總還存有不少落差?到底什么是強制執(zhí)行?強制執(zhí)行法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相信本書能為我國強制執(zhí)行的理論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能為我國強制執(zhí)行的立法提供一些新的參考,能為我國法院、稅務、征地和拆除違法建筑等機構的強制執(zhí)行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來源：《法制日報》）

［法律人生］張永紅：我的一位英國法官朋友——《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后記
　　本書自2007年7月赴英留學時動筆，至今已整整寫了六年。在付梓出版之際，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一位英國法官朋友——英國地區(qū)法官Gerard Fitzgerald。
　　一、認識Gerard法官純屬偶然
　　大學畢業(yè)20年后，我申請到了2007年度英國外交部“志奮領”獎學金，在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那時我還在上海金山法院擔任執(zhí)行庭庭長。作為留學生，利物浦大學為我指派了個人輔導老師（Personal Tutor），關心幫助我的學習生活。他是英國利物浦大學醫(yī)療法及醫(yī)療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John Harrington教授，與我年齡差不多。那天他約我去他辦公室，聊了聊我的學習生活情況，問我有什么困難需要他幫助。我說學習、生活上的困難我可以克服，但不知你是否認識當?shù)氐姆ü伲�因為我想去看看他們的工作，想請你引薦一下。
　　說實話，當時說這句話時，也沒抱太大的希望，因為法學院的學生憑學生證可以去當?shù)胤ㄔ号月犕�審，但如果想約見法官，與他們交流，這就非常難了。記得當時他對我說，他可以試試。但過了一個多月，他沒給我回音，我想肯定有難度，所以，這件事漸漸也就淡忘了。沒想到又過了一個星期，他發(fā)email給我，說他還在努力為我聯(lián)系，之所以這么長時間沒回音，是因為他是通過他的一個朋友在幫我聯(lián)系的，而這位朋友最近去非洲了，并問我是否還有興趣去法院。我馬上發(fā)email給他，說如果能聯(lián)系到的話，最好，實在有難度，也不要太為難。又過了一個星期，他來了email，說現(xiàn)在終于有一位法官愿意與我交流，但交流是雙向的，所以約我去他辦公室，想先聽聽我準備交流什么。我想他對我有點不放心，這也很正常，雖然他知道我是中國上海的法官，但畢竟只見過一次面，對我還不是很了解。
　　我按約到了他的辦公室，告訴他說，我在中國上海的基層法院工作20年，辦過很多案子，對法院的工作有著很深的體會，也碰到過很多困難，比如“信訪”問題，“執(zhí)行難”問題，所以我想去看看英國基層法官的工作情況，想知道英國法官在工作中有無類似的問題。他聽了之后非常驚訝，說他對中國的司法體制及法院運作一點也不了解，相信利物浦的法官也會對此感興趣。為此，他給我正式作了安排，并親自陪我去利物浦郡法院。
　　那天約好9點30分在法院大門口碰頭。但到了那里，John突然接到電話，是與他約好的那位法官打來的，說是碰到特殊情況所以沒時間見我們，但已安排了另一位名叫Gerard Fitzgerald的地區(qū)法官接待我們。所以，結識Gerard完全出于偶然。工作人員將我們帶到了一個會議室，Gerard向我一一介紹了其他10名地區(qū)法官。與我一一握手、問好、敬茶、表示歡迎之后，坐下來交談。我暗暗吃驚，怎么這么隆重？
事后才知道，Gerard資格比較老，按他們的話說，是一位“父親”級的法官（Father Figure），在法官中很有威望,平時大家都親切地叫他Ged。作為一家基層郡法院，沒有接觸過中國法官，所以他們對我充滿好奇。在他們看來，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國基層法官，怎么會有時間出來學習英國人自己都覺得比較難學的法律，而且還是英國外交部出的錢。因為在英國，拿到法學學士學位后如果想搞專業(yè)的話一般有兩條路，一條是再讀兩年的律師職業(yè)課程，通過考試，到律師事務所實習后，當律師。另一條是通過碩士、博士搞學術。法官基本上都是從優(yōu)秀律師中產生的，所以年齡都比較大，四十出頭的年紀，才剛有資格擔任法官，所以當了法官后不太可能再去讀碩士。我向他們作了簡單的自我介紹，告訴他們中國的法官很重視學習，這次到英國學習是在職學習。他們說，他們也有在職培訓，但每年只有2、3天時間。上午10點，我隨Ged去看他開庭。
　　二、第一次“陪審”
　　說真的，如果不是親身體驗，很難想象英國基層法官是這樣審案的。法庭的審判區(qū)像法官的辦公區(qū)。一張大的桌子，上面放著很多書，還有錄音機，電話機，并放著一大瓶飲用水。Ged安排我坐在他的旁邊看他開庭，我就像“陪”審員，但只陪不審。“值庭人員”(Usher)為我倒了一杯水。那天上午，他有三個庭，每次庭審開始前，Ged總是向到庭的律師及當事人介紹說，這是來自中國上海的張法官，他是“志奮領”學者，在利物浦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他今天要觀看我們開庭，并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見習近一年，我沒碰到有提出異議的。從當事人及律師的神色看，他們覺得也很新奇。后來時間長了，經常來的律師也有點面熟了，有一次正巧在街上，還碰到過一位律師向我打招呼。
　　Ged開庭就像醫(yī)生看病。當事人就像“病人”，通知的庭審時間一般都是上午10點，或下午2點。當事人到庭后先向“值庭人員”報到，然后就等在庭外由“值庭人員”按照“先來先安排”的原則引進法庭。如當事人未到庭，案件就注銷（dismiss）。這種情況大多數(shù)是因為當事人已和解。如確因正當理由未能到庭，當事人可申請恢復審理。地區(qū)法官開庭不穿法袍（但我去英國高等法院及上訴法院旁聽案件時，看到法官都穿著法袍），除疑難案件外，一般都不用書記員。庭審時事務性工作由“值庭人員”負責。庭審是錄音的，沒有書面記錄。法官坐在審判區(qū)。以前法官沒有私人的辦公室，審判區(qū)還兼作法官的辦公室（所以chamber一詞兼有法庭和辦公室的含義）。法庭沒有固定的原、被告席，當事人及律師進來隨便坐，座位都是面向法官的。見當事人進來，法官總是Good morning 或Good afternoon打招呼，基本上沒有“全體起立”這樣的程序（但也有個別法官比較講究，喜歡這樣做），倒是“值庭人員”進出法庭在門口時總要向法官鞠躬，這也是基于傳統(tǒng)。當事人的律師一般在開庭前都已為法官起草好判決書、裁定書，經審理，由法官當庭在稿件上簽名確認或補充修改；法官在庭審中作出的判決、裁定都是由原、被告的代理律師即時作好書面記錄交法官簽名后，由律師送交法院管理機構的立案部門打印的。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由法官當庭書寫后交當事人送交立案部門打印。所以法官很會“借力”。經歷的最短一次開庭只用了1分鐘，是開庭宣判，筆者隨法官進入法庭，書記員喊“全體起立”（這也是筆者碰到的唯一一次“全體起立”程序），就坐后，法官請大家坐下，問判決書收到了嗎？雙方當事人和律師都說收到后，法官即說那就不念了，并問雙方還有其它事嗎？雙方都說沒有，之后法官就宣布開庭結束�？吹焦P者很驚訝，法官解釋說，這個案件的判決書很長，他已在宣判前寄給了雙方當事人，免得宣判時再念，浪費時間。
　　三、交流時，我拿出了錄音筆
　　記得第一天的中飯是在法院吃的，還是在那間會議室，吃的是漢堡。邊吃邊談，Ged向我介紹了他的工作情況。我拿出錄音筆，問他是否同意我錄音。他問我為什么，我說回去之后再聽聽，一則可以提高英語，二則可以加深印象。他表示同意。下午是4點離開法院時，Ged給了我他的家里電話及手機號碼，并對我說，如有什么事情，可隨時與他聯(lián)系。原以為去一次就結束了，但因為我在聽錄音時有幾個問題搞不懂，便打電話問他，他說電話里講不清楚，約我下個星期去法院再講。沒想到從此每周一天去法院成了我的必修課。第二個星期是星期三去的，我指著聽寫下來的內容問他，他大吃一驚，說我怎么這么認真！我說我真的很想了解英國法官的工作情況，于是他便非常認真地為我講解了我提出的問題，像第一次一樣，我拿出了錄音筆，錄下了我們的交談。此后我每次去法院，都帶著錄音筆，錄下了一個中國基層法官與英國基層法官、法院工作人員、執(zhí)行人員的友好交往。
　　交談中我才知道，那間會議室是法官專用的休息室。上午開庭前9點45到10點，法官們總會聚在休息室喝“早茶”，聊聊案件，對較難處理的案件，聽聽其他法官的意見，這是他們多年來養(yǎng)成的習慣。法院管理機構給法官提供的服務很周到，茶水、茶點一應俱全。法官“早茶”時，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詢問法官中飯想吃什么，并作好記錄，做好準備。問我喝咖啡還是茶，我說茶，不要加牛奶，茶包留在茶里。事實上，我還是保持著在國內的喝茶習慣。此后，每次給我泡茶，他們都不加牛奶并把茶包留在茶里。我每次去法院，也總是在9點45分到，與他們一起“早茶”后，即隨他們去開庭。他們把我當作訪問法官（visiting judge）對待，而不是法學院學生，對我國的法院、法官及司法管理充滿著興趣，其中一個50多歲的法官還在學中文。法院的工作人員見了我，就像見到英國法官一樣，尊稱我Sir。
　　Ged告訴我，他畢業(yè)于曼徹斯特大學，當了二十年律師，經自己申請、有關法官的推薦、國家法官任命委員會考核，先成為“代理地區(qū)法官”（Deputy District Judge），或稱兼職法官或預備法官，一年在法院辦案一、二個月，其余時間仍是律師。在法院辦案期間國家按勞付費，所以又稱“付費法官”（Fee-paid judge）。三年后被任命為全職地區(qū)法官，由國家發(fā)工資，故又稱“工資法官”（Salaried judge）。已擔任法官十余年。他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主要的原因一是法官社會地位高，受人尊重，收入有保障。地區(qū)法官年薪十萬英磅，去稅后實到手6.5萬（法院經理才三萬多一點，與法學院的教授差不多，法院執(zhí)行人員一萬六、七千，一般工作人員一萬多一點）；二是用不著怕上訴改判，也用不著怕投訴。有時候直覺告訴他有些案件當事人事后會投訴，但有關部門從未找過他。所以法官基本上可以在沒有什么壓力的情況下保持著司法的獨立。如遇重大案件自己覺得有壓力，可以提交上級法官審理，上級法官也可找再上一級的法官審理，上級法官不會推諉。三是要比律師自由，雖然工作日法院管理機構始終讓他“保持忙碌”狀態(tài)，但八小時外的時間是自己的，用不著像律師那樣隨時有可能被客戶叫去。同時每年還有較長的假期。他一般9點到法院，先看一些材料，10點開庭，中午有一個小時的午飯時間，庭開到4點結束。
　　四、我全家去Ged家做客
　　第三次“陪”審結束后我告訴他，下周我就不來了，因為我妻、女來英看我，我要陪她們出去轉轉。Ged非常好客，邀請我及妻、女去他家做客。他家住在Chester，離利物浦40分鐘的車程。那天他專程從Chester開車到利物浦接我們到他家。問我女兒想去哪里玩，我女兒說去動物園。我為我女兒感到自豪，小學四年級，也能講幾句英語，而且一點也不怕生。我妻有點拘束，因為她不會講英文。他們夫婦陪我們一起去動物園。我要把門票錢給他，他堅持不要。累了坐下休息，買來冰淇淋。陪我們參觀Chester古鎮(zhèn)，到其原來工作過的律師事務所參觀。其妻先回去做飯，等我們回到他家時，飯已做好，招待我們吃飯。Ged說今天其妻做了最拿手的菜，一般是在圣誕節(jié)吃的。其妻問我平時在家里做不做飯，我說在家里基本上都是我做飯，其妻要Ged向我學習，因為Ged不會做飯。吃飯時Ged告訴我，他們的很多法官都出身富門，但他是愛爾蘭人，工人階級出生，通過自己的努力當上了法官。他的妻子在一所中學當老師，得知我妻是中醫(yī)，Ged便說他的手經常抖動，看過很多醫(yī)生都沒什么效果，問中醫(yī)是否有效。這下可難住我了，因為我妻說的“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的東西，我是無法翻成英文讓他聽明白的，所以只是簡單地建議他試試針灸。他家現(xiàn)在住的200多平米的別墅，是他十年前用20萬英磅買下來的，按現(xiàn)在的房價已升值到50萬英磅，他為此感到很高興。三個兒子都大學畢業(yè)已工作，女兒在北京的一所小學當過一年的外教。他與妻子去過北京看女兒。他們非常贊嘆中國的發(fā)展，說沒去過中國的人是很難想象的。在北京看女兒時，他們喜歡乘地鐵體驗中國人的生活，喜歡去小飯店吃中國菜，還吃過火鍋。孩子小的時候沒時間，現(xiàn)在孩子都工作了，業(yè)余時間就與妻子出去旅游。我?guī)�去了一幅金山農民畫，他們非常喜歡。臨別前，他們送給我女兒一個小玩具，Ged又開車送我們回利物浦。
　　五、回國前的禮別
　　我回國前，一直在考慮告別時送什么禮物意思意思。想感謝他們的熱情接待，特別是我的8篇每篇5000字的課程論文和一篇15000字的碩士論文都是Ged幫我潤色修改的。他非常認真，幫我把標點符號都改了出來，對我提高英文寫作水平幫助很大，也使我拿到了較好的成績。一個勁地夸我寫得好，說很難想象一個中文是母語的人能用英文寫出這么好的文章。在一年的交往中，也使我學到了活生生的工作語言。我對他說，想送點小禮物給他們，問他合適不合適，并問他一共有幾位法官。他問我為什么要問“一共有幾位法官”，我說，我在準備禮物。他便對我說，你沒有必要每個法官都要送，并建議說，上次去他家時送給他的畫很好，告別時可以送一幅給利物浦的全體法官，這樣他們可以把畫放在會議室，每天看到畫，就會想起你。我很感謝他的坦誠，于是便請回國的同學在回校時幫我?guī)Я诉^來，并為Ged準備了一份有一百個“福”字的竹簡。在“早茶”時我向他們告別，在院的十位法官簽名送了我一幅畫。我送了他們一幅金山農民畫，他們很喜歡。然后我到Ged辦公室，拿出了百福竹簡，說“福”字在中文里是一個最好的字，倒著掛表示“福到”，他非常感謝，說他會把它和上次我送給他的金山農民畫放在一起。
　　在我回國的前一個晚上，Ged夫婦專程從Chester開車到利物浦為我送行。飯店由我定，請我吃飯，他的妻子給我妻買了一條裙子，給我女兒買了一件T恤衫，作為禮物要我?guī)Я嘶貋�。我選了一家中國餐館，要了一瓶白葡萄酒，因他要開車，只是象征性的喝了一點。所以一瓶酒基本上都是由我與他妻對分的。講起法官酒后駕車問題，他說他的有些同事平時也喜歡喝酒，但他們會相互監(jiān)督提醒。說起法官與律師的關系，每年他總會很高興地接受他曾工作過的律師事務所的邀請，參加一年一度的律師聚餐年會，但相關費用由他個人承擔，該所律師代理的案件，他會主動回避。除了年會外，法官不會與律師一起吃飯。法官都很自律，即使是朋友間的聚會，基本上也都是AA制。在法院吃中飯，法官與法院工作人員的用餐場所也是分開的。飯后，我說我來買單，他不肯，說如果在上海的話，由我招待，他們沒意見。但服務員小姐還是習慣性地把賬單拿給了我，當她看到是Ged付錢時，臉上露出驚異的神色，因為那個時候正值學期結束，中國留學生回國前請導師吃飯告別比較多見，外國人請中國人吃飯的情況比較少見。一共50磅，Ged帶的現(xiàn)金正好是50磅，考慮到還要付小費，便拿出信用卡，當我對他說在那家中國餐館用餐，如現(xiàn)金支付可打九折，也用不著付小費時，他感到很驚異。我悄悄對他說，今天的服務員肯定沒想到坐在這里的是兩個法官。Ged說是的，他們一般很少出入公共場所，無論八小時內還是八小時外。法官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及社交圈，非常注意維護自己的名譽。用他們話講，名譽是法官的生命，所以他們非常注重自己的生活細節(jié)和業(yè)外生活。握手告別，在我不經意之間，他的妻子在我臉上給了我一個吻，我茫然不知所措，Ged對我說，這是愛爾蘭人傳統(tǒng)的告別方式，并說他會很自豪地對他的朋友說，他有個在中國上海當法官的朋友，我說，“你是我在英國最好的朋友”。
　　我真的要感謝這位朋友，在他的幫助下，使我能有機會結識了其他法官，結識了法院的工作人員，并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對英國基層法院的實際運作有了全面直觀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要比一張法學碩士學位寶貴得多。在《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的寫作過程中，我曾理出100多個問題，通過skype打了不少電話向他請教，他總是那樣友好，那樣耐心，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在付梓出版之際，筆者還要感謝領導和同志們的關心、支持和幫助，特別是上海金山法院郭儉、張斌兩任院長，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不太可能40多歲出去留學。感謝英國外交部“志奮領”獎學金項目的資助。感謝利物浦郡法院法院經理Jean Martin-Hall、執(zhí)行員經理John Armiit。感謝利物浦大學醫(yī)療法及醫(yī)療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John Harrington教授和法學院院長Fiona Beveridge教授。最后要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感謝我的妻子原諒我雙休日三缺一時仍拒不陪她打撲克；感謝我的女兒每天晚上盯她做作業(yè)時她總是頂嘴說“你管你自己寫書吧”，使我有時間集中精力專心寫作，完成本書。（作者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

　　復旦大學出版社重點書推薦語
　　“執(zhí)行難”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皥�(zhí)行難”幾乎也是所有國家都經歷過并依然面臨著的問題，只是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這一問題的表現(xiàn)有所不同。我國現(xiàn)行的強制執(zhí)行制度借鑒了不少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對英國強制執(zhí)行法關注不多。本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研究英國強制執(zhí)行理論與實踐的學術專著。書中對“押記令”及不動產押記后的“出售之訴”、動產的“書面扣押”、“中間人之訴”、“拘押”等制度的探討，對健全和完善我國強制執(zhí)行制度，化解“一套住房”執(zhí)行難題、減少動產查封扣押對抗性、簡化執(zhí)行救濟程序、提高執(zhí)行威懾力等都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尤其是結語部分就民事執(zhí)行業(yè)的“市場化”改革、強制執(zhí)行與破產的關系、執(zhí)行的沖突和協(xié)調提出的三個問題，為我國強制執(zhí)行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我國強制執(zhí)行的立法提供了新的參考，為我國法院、稅務、征地和拆除違法建筑等機構的強制執(zhí)行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

日期：2014-3-18 9:50:54 | 關閉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