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聶昭偉 ]——(2012-5-10) / 已閱5786次
【案情】
2010年10月，王某乘坐列車期間，與斜對面座位的旅客許某搭話后相識。在列車上，王某利用為許某沖泡方便面之機，在其中投放了安眠藥，許某食用后不久昏昏欲睡。為避人耳目，王某將許某扶至車廂連接處讓其躺下，趁機劫取了許某身上共計價值3000元的現(xiàn)金及手機等財物。列車�？空九_時，王某下車逃逸。后許某向乘警報案，王某被抓獲。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王某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車上實施搶劫的行為是否屬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有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jù)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劫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guī)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既包括在從事旅客運輸?shù)母鞣N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火車、船只、飛機等正在運營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上對旅客、司售、乘務人員實施的搶劫，也包括對運行途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攔截后，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員實施的搶劫�！北景钢�，被告人王某的搶劫行為發(fā)生在火車上，理應以“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論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認定不應拘泥于單純的字面含義，而是注意探求條文體現(xiàn)的立法精神，從行為是否直接破壞公共秩序、是否直接危害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這兩個關鍵之處來判斷，以實現(xiàn)罪刑相適應原則。因此，并非所有發(fā)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搶劫行為，均應認定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評析】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是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的搶劫罪加重處罰情節(jié)之一。其立法本意在于這類犯罪不僅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數(shù)人的人身、財產(chǎn)權利，而且還嚴重擾亂了公共秩序，會造成乘客和駕駛?cè)藛T的恐懼進而危及交通運輸?shù)陌踩��？梢姡趯l(fā)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搶劫行為認定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時，需要符合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就場所特征而言，搶劫行為發(fā)生在能夠且實際承載多數(shù)乘客的、正在運行過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這里包含兩個要點：其一，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能夠且實際承載多數(shù)乘客的大、中型汽車、火車、船只、飛機等公共交通工具；其二，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應當是正在運行過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因為只有在運行過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才能既危及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和財產(chǎn)權利，又危害公共交通運輸安全，從而較搶劫罪的基本犯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其次，就行為特征來說，搶劫行為必須是公然進行的，對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和財產(chǎn)權利構(gòu)成普遍的侵害或威脅。只有這樣，在客觀方面才能顯現(xiàn)出其同時對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及財產(chǎn)權利構(gòu)成普遍地侵害或威脅，從而較之單純搶劫特定個人的行為，具有更大的客觀危害性；在主觀方面才能充分反映行為人面對多數(shù)乘客仍然決意實施搶劫，亦具有更為嚴重的主觀惡性程度，從而凸顯立法者給予加重處罰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反之，倘若行為人意圖搶劫特定的個人，客觀上也是僅僅劫取特定個人的行李等財物，無論是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考察，還是從搶劫行為的客觀危害性方面評判，其與在其他場合發(fā)生的搶劫罪的基本犯行為并無明顯區(qū)別。換言之，該種搶劫行為并不具有同時危害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財產(chǎn)權利和公共交通運輸秩序及安全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將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范圍之外，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而如果簡單地將其作為情節(jié)加重犯予以加重處罰，則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相違背。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搶劫行為雖發(fā)生在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的列車上，但是其搶劫行為所針對的對象系許某這一特定個人的財物，并非針對列車上的所有乘客，不具有公然性，且其麻醉搶劫行為并不足以危及列車的運輸安全�？梢�，王某的該種麻醉搶劫行為并不具有同時危害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財產(chǎn)權利和公共交通運輸秩序及安全的嚴重社會危害性，與在其他場合發(fā)生的搶劫罪的基本犯行為并無明顯區(qū)別，因此，應當將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范圍之外，僅以搶劫罪的基本犯行為論處即可。
（作者單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