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宗榮 ]——(2012-8-29) / 已閱7679次
針對近兩年來會東縣域殺親案件數(shù)目增多（去年4件，今年到目前為止有6件，今年于去年案件數(shù)上升了50％），作案手法觸目驚心，悲情輻射范圍廣的現(xiàn)狀，作為縣人民檢察院承辦案件的檢察官不得不在執(zhí)尺量法的嚴竣面孔之下，承受人性考量的波瀾起伏之重，其心憐，其心憫，其心哀！幾十載親情一朝散，相煎何急為哪般？筆者對此心如堵物，欲窮盡淺薄心智，以實際案例為引，試圖探出人世間如此大悲釀就的根源，藉此釋懷警示，以期能免此版人倫悲劇再來。
一、典型案例列舉
案例一：2011年8月3日22時許，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會東縣魯吉鄉(xiāng)人）與其子余某因家庭糾紛發(fā)生矛盾，余某某在余某家大門內的院壩上持水果刀殺傷余某后到鄉(xiāng)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余某在送醫(yī)院搶救途中死亡，經鑒定，余某系銳器刺傷致肝脾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案例二：2011年12月22日晚21時許，汪某某（會東縣魯吉鄉(xiāng)人）與鄒某某之妻應某某有不正當兩性關系，為達長期茍合之目的，二人共謀殺害鄒某。汪、應二人以偷電纜為名將鄒某騙至本村一小地名為“箐泥溝”的公路上等候，23日凌晨5時左右汪某某趁鄒某某不備將其從摩托車上推至地上進而撿起石頭猛擊其頭部，又將鄒某某推下山崖致鄒某某顱腦損傷死亡。
案例三：2012年6月7日9時許，王萬某（會東縣長新鄉(xiāng)人）兩兄弟因土地糾紛，在本村“周家對門”打架，王萬某用刀將其兄頭部砍成重傷。
案例四：2012年6月15日凌晨2時許，孟某某（15歲，在校學生，會東縣洛佐鄉(xiāng)人）因自稱其父母經常吵架且打罵自己，又對自己漠不關心，趁家人熟睡之機從灶臺上拿不銹鋼菜刀先砍其母唐某某脖頸與下頜骨處一刀，遭母親反抗后孟某某在連砍數(shù)刀之后將其母脖頸割斷。因擔心惡行被妹妹認出，孟某某遂將受驚躲避在床的妹妹孟某拖出割斷其脖頸，導致唐某某、孟某失血性休克死亡。孟某某又繞到奶奶李某某廂房將其脖頸割斷，截至案件提捕移送我院時李某某尚在攀枝花中心醫(yī)院治療之中。
諸多殺親案件在此不忍贅敘……
二、親殺案件原因分析
為探究親殺案件的形成原因，筆者通過在審查逮捕環(huán)節(jié)對以上案件的作案動機、作案目的進行認真而仔細的提訊，還與駐所檢察室的干警一道對在押疑犯以入所教育的形式進行面對面交談找出其事前的糾結徘徊、事中的狂躁難抑、事后的追悔莫及等心態(tài)變化。通過歸納分析，案發(f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農村社會養(yǎng)老救助保障機制缺位弊端凸顯。
父親殺兒子，此處并非階級斗爭時期的派系信仰對立所至，也非子犯王法之禁父為免連坐大義滅親之舉，實因一家庭瑣事而起，但探其中也能反映出農村社會養(yǎng)老體制的空位之患。余某某只有余某一親子，在我縣農村兒子為父母養(yǎng)老已成定俗的情況下，余某某也由余某按時供給糧油以頤養(yǎng)天年。事發(fā)當日，父子倆因瑣事爭吵，余某氣憤聲稱要將其父糧食拿走，余某某以為這是兒子要斷自己的生路便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兒子，心想給他一個教訓，沒想到從此父子倆天人相隔，兒子的死成了鐵窗內這個七旬老父心中的永久復雜傷痛。
如果農村也有諸如城市低保之類的富有成效的保障性政策，家庭贍養(yǎng)不成其為唯一的活命之道，排除個案犯罪嫌疑人的極端性格所至外，與贍養(yǎng)有關的家庭口角斷不至于上演成為提刀相向的人倫悲劇。家庭矛盾是永遠的插曲，如果一旦矛盾深化，子不養(yǎng)的情形出現(xiàn)，作為年老體衰無生活來源的老人將無計可施，矛盾的程度也就演化為“斗爭”甚至是“革命”，如農村有富有成效的低保制度，那會是家庭贍養(yǎng)斷裂后老人心中的第二根救命稻草，矛盾得緩，非命可少。當然，所幸目前我國已針對農村探索性地啟動了這一保障機制，相信老有所養(yǎng)的背后是以可行性的福利政策制度為保障。
2.個人性格偏激，法制觀念淡薄。
農村仍是我國法治進程亟待加快的區(qū)域，許多人不了解法律訴求的具體渠道，“告狀無門”往往訴諸私力，不計后果。從以上四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這些矛盾其實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得以解決，如果子女真不孝、夫妻反目，可訴諸法律也可由雙方信得過的親戚勸解；如是父母冷漠自己，厭倦家庭不和可與同伴談心尋求慰藉，也可好好的與家長以真情交流……正因為其畸形的性格與法制觀念的淡薄，這些悲劇的主演者方才冒道德與法律之不韙，以命相搏。
3.夫妻關系破裂，久走極端引發(fā)命案。夫妻因性格不合或婚外情，導致夫妻關系緊張，處于破裂邊緣，矛盾長期積累，又不能理智地通過合法途徑解決，便容易矛盾激化，采取極端行為。
4.德育失方，孝道失常。
家庭教育是人一出生就得進行的教育，事關個人早期良好性格的形成，作為童蒙讀物的《三字經》中就曾說到“茍不教，性乃遷”，可以說這家教意義深遠。當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物質條件的提高，為人父母者均視子女為掌中寶，望子女成龍鳳的心理普天皆同。這父母徹徹底底的大愛原本并無可厚非，但掌握不好家教的正確方法，溺愛也就隨之出現(xiàn)，長此以往，孩子性格就易自私偏激，傳統(tǒng)中國的啟蒙教育第一位的孝道也就當然地岌岌可危了。父母懂“子不教，父之過“的老理，子女就未必知道“弟于長，宜先知”的篇章，更別指望今日寵兒在自己遲暮之時“孝于親，所當執(zhí)”了。
學校教育是繼家庭教育之后的又一重要環(huán)節(jié)，對于修補家教中的缺失，培養(yǎng)博愛的心性提供了更為寬泛的社交環(huán)境。而當前的素質教育更偏向于應試，多數(shù)還是以學生的考分為升級、擇校的唯一標準，道德的考試還未有專場。當然對道德進行可行而明確的考量確實難度太大，但更加注重德行元素注入的學校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yǎng)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
三、建議采取的對策
1.健全社會救助保障體制。應全社會參與全方位地建立健全社保及救助機制，主要體現(xiàn)為對老弱病的基本生存保障和對家庭暴力的管控調和。對于符合政策的予以發(fā)放救助款項，但受國情及實際運作等困難的影響，完全依賴國家也是不可取的，對于那些惡意不孝敬父母，不撫養(yǎng)子女的人可以建立孝心信用檔案，限制其一定用途的貸款或其他優(yōu)惠政策，對于減少全方位社保的壓力應該可以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2.加強法制宣傳與打擊，提高社會矛盾大調解體系的協(xié)作能力。各級司法機關應為法制宣傳的主要力量，各有關組織社團及志愿者及影視傳媒應以各種通俗易懂的形式宣講法律，特別是具體的法律訴求途徑，讓其知問題是可以合法地得以解決的。形成公安、司法、民政、婦聯(lián)及其他基層組織和基層調解員協(xié)調聯(lián)動、有序銜接、反饋及時、聯(lián)合化解的“大調解”工作格局，將家庭矛盾化解在初期。農村有家庭關系不和睦時，父母的慈愛換不來子女的孝心，鄰里的勸解也改變不了其心性，師長的諄諄教導對此毫無用處，所以單獨的仁愛是可憐的宣道者而法制的利劍方能激起他的畏懼心理，對殺親案件應區(qū)分具體情況，以打擊為主，使其改變原本固執(zhí)而錯誤的觀念。
3.加強家庭及學校教育，重拾傳統(tǒng)孝道美德。面對經濟社會偏重物質化追求的不良社會風氣，不斷反思我們應有的精神家園中的道德缺失是當務之急，諸多驚世大案正以血淚在悲哀地吶喊轉述。因德行的養(yǎng)成是漫長而潛移默化的過程，它來源于自識自省，但孩童時代的教育正是矯正的關鍵所在，所以加強教育也是勢在必行了。筆者建議把《三字經》等古代兒童必讀書記從圖書館不起眼的角落請出，去除一些近愚的思想，佐之以現(xiàn)代更符合實情的解讀，把它在家庭教育中予以普及，讓性善的兒童知道萬善首為孝的道理。此外，為人父母者也當以自己的孝行為表率，從細節(jié)處去感染孩子，讓其知榮辱，明孝悌。學校是正規(guī)教育的場所，它可以彌補家庭教育的缺失，應以德為先，讓其先知道“首孝悌、次見聞”方才去“知某數(shù)、識某文”。
父子相殘、夫妻反目、兄弟成仇這與普通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它突破了至親血緣的天然親近，越出了人性向善的倫理底線。要解決這一現(xiàn)象還需要德治與法制的兩相配合，需要個人、家庭、社會的有機協(xié)作，總之這是一個系統(tǒng)而與世長存的重大工程，需群策群力，方能將上善之孝鑄進世人的心里。
作者：會東縣人民檢察院偵監(jiān)科干警 趙宗榮
會東縣人民檢察院政治處副主任 李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