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宗智 ]——(2000-12-18) / 已閱10032次
“大浦事件”與檢察官起訴裁量權(quán)
2000年12月18日 15:21 龍宗智
日本大正3年（1914年），時任大隈重信內(nèi)閣農(nóng)商大臣的大浦兼武，為使內(nèi)閣提出的增設自衛(wèi)隊師團及建造軍艦法案能在國會審議時順利通過，通過當時眾議院秘書處秘書長林田龜太郎收買在野黨議員。案發(fā)后，檢察機關以賄賂罪嫌疑實施偵查。當時已轉(zhuǎn)任內(nèi)政部長的大浦在法務部長尾崎等人的勸說之下，決定辭去所有公職，并立誓今后絕不參與政治，退隱江湖。檢察官偵查終結(jié)后，對大浦予以不起訴處分。而相對從犯林田龜太郎及受賄議員等19人均被起訴，并被判決有罪。
鑒于大浦確已構(gòu)成行賄犯罪，且事實清楚，檢察官適用起訴裁量權(quán)作出的這一處分，招致輿論抨擊，稱檢察機關“縱放吞舟之魚”，致使“法律權(quán)威墜地”，等等。
根據(jù)法務部長尾崎的公開說明，檢察官對大浦不起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基于刑事政策貫徹的需要。大浦本人于事件后采取自行斷絕其政治生命的自處置方式，表示其有悔悟之心，不僅無再犯之虞，而且具有向政界立下范例的意義，因而具有一般預防之效果，事實上與已受嚴厲制裁并無太大區(qū)別，故無追訴必要。此時若對大浦再科處刑罰，應屬刑罰權(quán)的濫用。第二，基于道義上的理由。大浦的這種應對方式，與不待法律制裁即行自戕之武士相當，道義上值得肯定。第三，具有法制上的根據(jù)。起訴裁量在刑訴法中雖無明文規(guī)定，卻系司法運作過程中長期實行的慣例，已經(jīng)形成制度，本案亦屬適于起訴裁量之案例，因此系合法處分。
對法務部長的解釋，有贊成和反對的不同意見，法學界也展開了關于大浦事件的處置與檢察官自由裁量權(quán)的激烈爭論。以牧野英一為代表的一批法學家支持起訴便宜主義以及檢察官對大浦事件的處理。他們強調(diào)刑事政策的應用，認為檢察官的起訴裁量，“無論是從刑法的社會防衛(wèi)功能，實質(zhì)的違法性思想，公訴時效的立法精神，微罪不檢舉政策取得的成績，以及對檢察官的信賴性等方面，都可以加以論證”。而對大浦事件的處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屬于“超越了刑事政策的國家最高政策的范疇”。而以富田山壽為首的一批法學家則堅守起訴法定主義立場。強調(diào)貫徹法制原則實行有罪必究，認為超出微罪不檢舉范圍的起訴裁量主義容易被政治勢力所利用，作為政治權(quán)威人物等逃避法律追究的工具，因此不能以所謂最高的國家政策為由而適用起訴裁量權(quán)。
追溯淵源，日本明治時代的治罪法（1880年）及刑事訴訟法（1890年）確無檢察官裁量起訴的規(guī)定，而在學說上也是以起訴法定主義主導。但自明治18年（1885年）起，政府因苦于執(zhí)行短期自由刑等帶來的監(jiān)獄經(jīng)費的膨脹，即有意鼓勵所屬的檢察機關對輕微犯罪予以不起訴處分（微罪不檢舉）。而后這項政策逐漸強化，到明治30年后，更直接以法務大臣訓令的形式，作出實施“微罪不檢舉”的指示。到明治38年，刑法增設執(zhí)行猶豫（緩刑）制度，檢察實務上進一步采取對可能由法院適用緩刑的案件檢察方面作出不起訴處分的具體方針，裁量不起訴的范圍逐漸擴大。到大正元年（1911年），不起訴率已達50．3％，其中裁量不起訴所占比率達24．6％。此時，檢察官裁量不起訴已經(jīng)不限于“微罪不檢舉”，對一部分非輕微案件也開始積極地依職權(quán)作出裁量不起訴處分，如上述對大浦涉嫌行賄的處理。
由“微罪不檢舉”到更為廣泛的起訴斟酌，這種不起訴處分的“質(zhì)變”，引起了輿論的非議，也招致了法學界主張“起訴法定主義”者的強烈批評。然而，檢察機關巧妙地擺脫輿論及學界的批評，并以大浦事件作為擴大并在法律上確立起訴裁量權(quán)的契機。而政府方面也支持起訴便宜主義的發(fā)展，并在修改刑訴法的提案中，明確主張全面采用“起訴便宜主義”。大正11年（1922年），日本帝國議會審議通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其中第279條規(guī)定：“根據(jù)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以及犯罪之情狀、犯罪后的情況，沒有必要追訴時，可以不提起公訴。”這一規(guī)定賦予檢察官在起訴問題上充分的斟酌處置權(quán)，全面貫徹了起訴便宜主義（1949年施行的日本現(xiàn)行刑訴法第248條，在“犯罪之情狀”前增加了“犯罪的輕重”，意在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quán)略作限制，這一條款可謂當今起訴便宜主義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法律表述）。而在立法當年（大正11年），不起訴率為69．1％，其中裁量不起訴之比率達53％，裁量不起訴率竟超越了起訴率。
大浦事件的發(fā)生，對于日本起訴便宜主義的立法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