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自寧 ]——(2013-3-13) / 已閱17525次
[37] 以蔡樞衡的話來說，就是：“完全的法律，必須包容普通于特殊之中，要求抽象與具體之互相同一�！试诹⒎ㄓ^點已經(jīng)完成之法律，在司法觀點均屬未完全。”蔡樞衡：《中國法理自覺的發(fā)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164-165頁。
[38] 江必新、江春燕：《公眾參與對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挑戰(zhàn)》，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6期。
[39] 如McGarity教授在相關研究中宣稱：考慮到公眾對風險規(guī)制決定的不信任，風險規(guī)制中的公共參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欲的”。Thomas O. McGar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sk Regulation, 1 Risk103 （1990）
[40] “打破這種’知識-權力‘的壟斷結構，關鍵在于充實公眾的參與權�！蓖蹂a鋅：《公眾參與和行政過程》，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254-255頁。
[41] 有關介紹，可見：羅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軟法》，載羅豪才等著：《軟法與公共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頁。
[42] 羅豪才、宋功德：《軟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喚軟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
[43] 王新艷：《論開放協(xié)調機制》，載羅豪才等著：《軟法與公共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12-323頁。
[44] Stewart教授分微觀和宏觀兩大類介紹了環(huán)保協(xié)議，請看：Richard B. Stewart, A New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29 Cap. U.L. Rev. 21（2001）
[45] 吉登斯更關注制度化了的議會/政黨政治的民主，而貝克更關注在正式建制之外因不滿正式建制未能有效反映現(xiàn)實需求而興起的各類“亞政治”民主。
[46] 就此而言，那些試圖把風險理論分為“實在論”和“建構論”兩大理想類型的努力，很可能帶來誤導。例如把同時注意到風險“實在”和“建構”成分的貝克和吉登斯歸入“實在論者”，就明顯是一場誤會。
[47] [德] 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28頁。
[48] 對多元治理最典型的質疑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負責任性？因為很多研究者認為，在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中，政府應負的責任“趨于模糊”了。由于這一質疑是一般性的，而并非專門針對本文關注的風險規(guī)制，在此不展開討論�？梢灾赋龅氖�，本文中對行政法治原則的堅持，包括了對行政負責任性的堅持。
[49] Cass R. Sunstein, Law of Fe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0] [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61頁。
[51] 以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為例，我們甚至可以說，無知是做出“公平”和“正義”決定的保障條件。
[52] [英]馬丁•洛克林：《公法與政治理論》，鄭戈譯，商務印書館2002版
[53] 可參見：Niklas Luh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Rhodes Barrett, Aldine de Gruyter, 1993.尤其是第二章“作為風險的未來”。
[54] 羅豪才、宋功德：《認真對待軟法》，載羅豪才等著：《軟法與公共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頁。
[55] “在理論和實踐上，政府更有可能獲得關于事件和論題的更廣泛的知識；同時，政府對其管制范圍內的事項，具有系統(tǒng)化的知識，而這可能是公眾、專家所缺乏的。”王錫鋅：《公眾參與和和行政過程》，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252頁。
�。ㄗ髡呦当本┐髮W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本文刊于：《法制與社會發(fā)展》(長春)2012年第4期，第60～71頁；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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