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林波 ]——(2013-8-5) / 已閱9269次
在世界各國爭相推行ADR以緩解司法危機時，荷蘭也參與其中，并形成了鮮明的本國特色。一直在羅馬法、法國法和傳統(tǒng)的荷蘭法之間尋求平衡的多元化荷蘭司法，催生了荷蘭多元化的糾紛解決體系：以各類行業(yè)協(xié)會、委員會為代表的民間ADR機構遍布全國；轉介調解、初期禁令等法院內部改革措施，為當事人提供了選擇一種縮短的程序的可能性；租賃糾紛等專門化糾紛解決機制運行良好；監(jiān)察專員等特殊設置可以滿足當事人的特別需要。荷蘭ADR的特色在于其完備的機制，在荷蘭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各行各業(yè)中，都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內部糾紛解決機制。這在其他國家是很難見到的。
一、法院附設ADR制度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現(xiàn)代ADR運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法院主導”，自1978年美國部分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賓夕法尼亞州東部地區(qū)法院、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地區(qū)法院和康涅狄格州地區(qū)法院）建立起法院附設強制仲裁程序時起，美國法院逐步把ADR直接引入傳統(tǒng)訴訟機制，由此產生了法院附設ADR制度。此后，法院附設ADR制度在歐洲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展開。實踐表明，法院附設ADR既可以作為獨立的糾紛解決程序，也可以作為訴訟程序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它表明了傳統(tǒng)訴訟機制具有很強的自我改造能力，揭示了法院與其他糾紛解決主體在糾紛解決市場上的競爭關系；另一方面，法院附設ADR客觀上有助于克服ADR在法律效力缺乏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增強其活力。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荷蘭法院在借助法院附設ADR制度減負的能力上處于領先地位。它們往往借助于法院轉介調解制度和其他一些法院內非訴訟糾紛解決措施來實現(xiàn)法院減負與當事人滿意的雙贏目標。
（一）法院轉介調解
荷蘭法院在訴訟中非常注重采用調解手段，它們甚至將自己定位在調解者和裁判者之間，極力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法院調解制度在荷蘭的發(fā)展歷史悠久，1597年，萊頓發(fā)起了萊頓調解合議庭組織，這被認為是荷蘭法院調解制度的最早雛形。受此傳統(tǒng)影響，一般情況下荷蘭法院受理案件后，都會首先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荷蘭引入英語中的“調解”一詞，在本國司法系統(tǒng)內部進行法院轉介調解實驗。2002年，荷蘭國家司法委員會制定了法院調解指導手冊，并在試點后由荷蘭司法和國家安全部以政策簡報的形式在全國推廣。該手冊鼓勵地區(qū)法院對案件進行調解，并且賦予法官依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控制調解程序的權力。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荷蘭司法和國家安全部于2004年4月19日成立了調解司法部，正式宣布在全國法院推行轉介調解服務。2005年，荷蘭議會決定建立長期的法院轉介調解服務機制。時至今日，所有的荷蘭法院都會在當事人選擇調解后，協(xié)助其確定有資格的調解員，法官們也傾向于將案件轉介給調解員，從2006年1月1日到2009年4月，共計10661起案件被轉介調解。
荷蘭法院轉介調解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書面轉介，即由法院在庭審前向當事人發(fā)放書面形式的調解建議書。該建議書以信件的形式送達當事人，其中包括一份介紹調解的手冊和一封用以幫助當事人決定是否選擇調解的《測試函》；第二種是口頭轉介，一般由法官視情形在庭審過程中向當事人口頭提出；最后一種是當事人自主轉介，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是否選擇調解，以及選擇接受何種調解形式，然后向法院提出。一旦轉介調解成功，法院可以將案件審判中止3個月，即調解期限最長不能超過3個月。但如果需要，法院可以決定或者由當事人申請延長調解期限。
（二）法院內非訴訟糾紛解決措施
除了作為“舶來品”的法院轉介調解制度，荷蘭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實踐中，獨立摸索出兩項有效的法院內非訴訟糾紛解決措施：一是針對離婚案件適用的特別程序；另一個則是針對緊急情形適用的初期禁令程序。
1.離婚案件特別程序
在絕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離婚必須經過法院的判決方能生效，以確保離婚判決的法律效力和約束力。然而，面對高離婚率帶來的離婚案件的增多，荷蘭法院提供了更便捷的處理方式：除非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反對離婚，或者兒童保護委員會認為子女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一般情況下，只要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解除婚姻關系的申請，60%的案件將被判決離婚。還有25%的離婚案件中的當事人通過律師的協(xié)助，在審前程序中簽訂協(xié)議，同樣達到解除婚姻關系的目的。
2.初期禁令
初期禁令是臨時禁令的一種，僅適用于極其緊急、如果不采取措施將給當事人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的特殊情形，這是民事訴訟為緩解訴訟過程較長的問題而采取的一種技術手段。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荷蘭地區(qū)法院的首席法官們就擁有發(fā)布初期禁令的權力。初期禁令通常適用于知識產權案件和反不正當競爭案件。在該程序下，整個訴訟過程一般耗時不會超過6周。盡管當事人有廣泛的訴權，但極少堅持將案件轉入普通程序。首席法官常常會利用發(fā)布初期禁令的形式向當事人透露案件的判決結果，從而促成和解。
二、民間ADR制度
在荷蘭，除了法院內部的非訴訟解決機制之外，庭外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outside The Courts）也是荷蘭ADR制度發(fā)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到目前為止，荷蘭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各行各業(yè)都已基本形成一整套較為完備的內部糾紛解決機制。
（一）消費者協(xié)會
在荷蘭，消費者的投訴主要由消費者協(xié)會統(tǒng)一處理。消費者協(xié)會通常會采取調解方式解決消費者和商家之間的糾紛，面對一些關乎社會重大事項的投訴，消費者協(xié)會會通過發(fā)動民意來給商家施壓，以促使糾紛解決。如果糾紛比較嚴重或在后續(xù)處理過程中逐漸擴大，消費者協(xié)會將會組織和協(xié)助消費者向當?shù)胤ㄔ禾崞鹪V訟。此外，在一些較易產生交易糾紛的行業(yè)，還設有專門處理本行業(yè)內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糾紛的行業(yè)性協(xié)會組織，例如旅行社行業(yè)協(xié)會、機動車修理公司協(xié)會等。調解過程由一個中立第三人負責居中協(xié)調，其會本著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監(jiān)督與引導糾紛的化解。
（二）建筑工業(yè)仲裁委員會
長期以來，建筑工程合同是一個糾紛頻發(fā)的地帶。荷蘭人卻在該問題上將其解決糾紛的能力發(fā)揮到了極致，以至于引起歐洲各國爭相效仿。建筑工程合同之所以被認為是糾紛頻發(fā)領域，主要是因為工程分包問題的存在。當投資人對項目建設提出新的要求時，必須通過承包商傳遞給分包商，在信息傳達過程中，往往會因為出現(xiàn)各種差錯而產生糾紛。歸功于建筑工程合同中的一項經典條款：“本合同項下的所有爭議都由建筑工業(yè)仲裁委員會裁決”，荷蘭人很少將此類糾紛訴至法院，幾乎所有的荷蘭建筑承包商都會在提供給客戶的格式合同中列明這條款項。荷蘭建筑工業(yè)仲裁委員會設在海牙，通常由資深的建筑師和工程師組成。該委員會作為建筑工業(yè)領域的專門性糾紛解決機構，其運作方式類似于一般的仲裁委員會。糾紛提交到該委員會后，當事人雙方均可從委員會中挑選一名委員擔任仲裁員，仲裁員對糾紛的實體問題具有終審權，當事人只能就程序問題向法院提起訴訟。如果仲裁員在該地區(qū)法院注冊過，他所作的裁決將具有強制執(zhí)行力。為確保仲裁程序的公正，委員會內部還設有一名精通法律的秘書，專門負責監(jiān)督整個仲裁程序的進行。
（三）租賃委員會
現(xiàn)代社會，房屋租賃現(xiàn)象普遍存在，大量租賃合同糾紛隨之而來。根據荷蘭法律的規(guī)定，如果房東擅自提高房租，侵犯租賃者合理利益，租賃者可訴至法院。但是，荷蘭法律對租賃者訴權的行使預設了一項前置程序，即當事人在訴至法院前，必須先將糾紛提交到專門的租賃委員會處理。只有在該委員會就爭議事實作出裁決后，當事人才能啟動訴訟程序。而且，租賃者訴權的行使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在租賃委員會作出判決兩個月內，如果當事人未行使訴權，該委員會的裁決即產生終局效力，當事人喪失訴權。在荷蘭，租賃委員會作為一個強大的自治機構，擁有50個地方分會，以及一個作為環(huán)境和住房計劃部組成部分的中央書記處。每個分會由兩名分別代表出租人和承租人的代表組成，主席則由一名上級任命的律師擔任，任期6年。委員會處理糾紛的程序很簡單，承租者首先要填寫一份表格，并支付一小筆費用，然后到庭參加庭審。一旦承租者的訴求得到支持，出租人就需補償承租人支付的費用。
（四）監(jiān)察專員
荷蘭現(xiàn)行法院體系中并不存在專門處理行政、勞動及家事糾紛的法院，因此難免會出現(xiàn)司法體制僵化、部分糾紛無法訴諸司法裁決的困境。針對該情形，荷蘭在中央與地方建立了一種半正式化的糾紛處理機構——監(jiān)察專員，以應對游離于普通司法程序之外的特殊社會糾紛，尤其是行政糾紛。監(jiān)察專員與地區(qū)法院的行政法庭并存，共同分擔行政糾紛的解決。荷蘭在1982年設立了專門統(tǒng)籌監(jiān)察專員工作的國家監(jiān)察專員署，負責受理有關政府機關、警察部門、公共醫(yī)療機構的所有申訴。如果發(fā)生了一起涉及政府法令的糾紛，但該法令既非行政命令也非法律法規(guī)，監(jiān)察專員將被授權介入。監(jiān)察專員對案件進行調查之后，作出政府機構的行為是否合理的決議，該決議將分別向起訴方、被訴方以及議會公告。當事人向監(jiān)察專員申訴時，不以申訴對象的行為違法為前提，只要當事人認為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即可提起申訴。申訴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集體。監(jiān)察專員作出的處理結論并不具有強制執(zhí)行力，但介于輿論媒體對監(jiān)察專員的正面宣傳所帶來的壓力，其執(zhí)行率依然很高。在荷蘭，監(jiān)察專員與行政法庭并行處理行政糾紛，相比較而言，監(jiān)察專員能夠更高效地達到糾紛解決的目的，因為監(jiān)察專員制度體現(xiàn)了荷蘭法律文化的兩個最基本的特征與要求：靈活性和敏感性。向監(jiān)察專員提起申訴已經成為荷蘭人解決行政糾紛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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