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青春 ]——(2013-8-9) / 已閱13469次
摘要：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我國刑法中一項比較冷門的罪名，但是在現(xiàn)實中存在一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挪用特定款物罪與貪污罪等職務犯罪存在很多區(qū)別，在本質上挪用特定款物罪也是職務犯罪的一種，但是未被我國刑法確認，所以該行為不是由檢察機關來偵查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應該增設單位犯罪，同時挪用特定款物罪應該適當?shù)財U大犯罪對象范圍
關鍵詞：挪用；特定款物；犯罪主體；犯罪對象
一、引言
挪用特定款物罪屬于一種挪用型的犯罪，設置本罪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任意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保障�？顚Ｓ茫S護基本的財經制度。和貪污受賄等相比，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要小于上述財產性犯罪，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也顯而易見，即這種行為對于財經管理制度的運作造成了妨礙，同時使得需要特定款項的項目得不到資金援助，造成社會危害。在刑法體系中，這一罪名相對比較冷門，相關判例也不是很多，但是在理論上這一罪名還存在若干爭議，在刑法體系中也不盡完善，因此本文以挪用特定款物罪為研究對象，就該罪名發(fā)表一些見解。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基本問題分析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違反特定款物專用的財經管理制度，挪用國家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jié)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從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來看，挪用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刑法規(guī)定的“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緊迫性，以搶險資金為例，搶險資金能夠及時到帳，對搶險工作的開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因如此，挪用特定款物行為會造成一定的社會危害，刑法才將這種行為納入罪名體系，通過刑事立法來加強對該行為的打擊。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構成
犯罪構成理論是我國刑法學的核心理論，貫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整個過程，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直接關系到行為人的有罪和無罪以及罪輕和罪重，因此有必要對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構成進行一些分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構成分為四個方面，分別如下：
1.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體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關于特定款物專門使用的財經管理制度。我國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特別設立民政事業(yè)費一項，包括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以便幫助人民群眾戰(zhàn)勝自然災害，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困難。這對于安定群眾生活，以及恢復再生產能力，將困難和災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對上述特定款物決不允許任意挪用，必須做到�？顚Ｎ飳ｉT使用，這是我國一項重要的財經管理制度。
2.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觀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挪用國家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jié)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
所謂“挪用”，一般是指擅自將專用款物挪作他用，如用于搞經濟開發(fā)項目、炒房地產、購置小轎車等違反�？顚Ｓ玫男袨�，這種他用不包括放進個人腰包的行為，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上述7種�？顨w個人使用的，則應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因此，這里的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擾、扶貧、移民、救濟工作款物罪中的挪用，只能是擅自將上述特定的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為。
挪用特定款物行為達到情節(jié)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才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之所以不僅要求“情節(jié)嚴重”，還要求有“重大損害”的結果才追究刑事責任，是由于本罪的挪用行為與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盜竊罪、詐騙罪中獲取財物行為的性質畢竟不同。通常認為，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抗洪、抗旱、抗震、防汛等工作的重大困難和損失的；挪用特定款物數(shù)額較大，直接侵害群眾生活利益或者妨害恢復生產自救的；直接導致災情擴大的；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群眾逃荒、疾病、死亡的等，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3.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要件。
犯罪主體是指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自然人主體是指達到刑事責任任能力的自然人。單位主體是指實施危害社會行為并依法應負刑事責任的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機關、團體。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對保管、分配和使用特定款物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4.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觀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主觀方面表現(xiàn)為故意。即明知是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而故意挪用，過失不能構成本罪。在本罪中，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挪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將其挪作他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價值，而進行非法活動、營利活動或其他活動為犯罪目的。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與相關罪名的區(qū)分
挪用特定款物與刑法罪名體系中的其他一些罪名存在一些聯(lián)系，在外觀上極易混淆，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相似的罪名進行一些區(qū)分，這樣才能在刑事司法中把握該罪名的適用。
第一、挪用特定款物罪與挪用公款罪的區(qū)別
挪用特定款物罪中的“特定款物”在嚴格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公款，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極易混淆。挪用公款罪是指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因此，挪用公款和挪用特定款物不管是目的上還是在行為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區(qū)別。例如，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就屬于挪用公款行為；而挪用特定款物搞開發(fā)區(qū)建設，雖然資金也是公用而非私用，但是屬于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這在立法上也有所確認，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第3條第2款規(guī)定：“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歸個人使用的，應當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痹谛袨閷ο笊�，挪用公款罪的行為對象是一切公款，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對象只是一部分公款，具體是指“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
第二、挪用特定款物罪與貪污罪的區(qū)別
挪用特定款物罪與貪污罪都侵犯了公共財產所有權，兩者的主要區(qū)別有：
主觀目的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觀目的是將特定款物移作他用，用后歸還。貪污罪的主觀目的是將公共財產據(jù)為己有，改變財產所有權。侵犯客體不同，前者既侵犯財產所有權，又侵犯國家財經管理制度，還侵犯了民政事業(yè)制度。后者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所有權。犯罪對象不同。前者是救災、救濟、搶險、優(yōu)撫、防汛、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后者則是除此以外的公共財物。主體不同。前者是經手、掌管特定款物的人員。后者是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行為性質手段不同。前者是非法挪用特定款物，后者是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盜竊、騙取手段侵吞公共財產。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典型案例——以高某等三人挪用特定款物一案為例
波陽縣人民檢察院指控： 1998年蓮湖鄉(xiāng)進行移民建鎮(zhèn)工程，根據(jù)鄉(xiāng)里規(guī)定，三汲坊村由被告人高德貴、喻榮貴、高積順具體負責該村的移民建鎮(zhèn)工作，在1998年至2000年期間，三被告人利用領取發(fā)放移民資金機會，將領取的資金不及時發(fā)放給農產，由被告人高德貴、喻榮貴拍板決定，被告人高積順經手將其中的250372.74元，用于該村集體開支及上交鄉(xiāng)財貿任務。由于該村的移民資金被挪用，致群眾意見很大并引起群體上訪，造成不良影響。公訴機關認為三被告人負責本村移民建鎮(zhèn)工作期間，將該專項資金用于其他開支，情節(jié)嚴重，其行為均已觸犯刑律，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要求本院依法判處。
從檢察機關的指控來看，本案中三位被告均沒有將款物占為己有的目的，且其挪用的是特定款項中的移民款物。被告具體將款物用于發(fā)給農產、農村集體開支和上交鄉(xiāng)財貿任務，他們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庭審中，被告律師辯稱，被告人在主觀上不存在挪用的故意，因農戶提留收不上來，而鄉(xiāng)里財稅又逼著要交。因此，在被逼無法的情況下實施這一行為。本文認為，辯護律師的辯護非但沒有起到辯護的效果，反而證明了被告確實是在挪用，辯護律師認為，“因農戶提留收不上來，而鄉(xiāng)里財稅又逼著要交”，這恰恰給“挪用”行為打下了一個注腳，證明了其挪用行為。因為，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中，很多場合都是不得已而“挪用”。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問題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實踐中產生了一些爭議，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對這些爭議的問題進行一些分析和探討，希望能夠在比較各種觀點的基礎上，對挪用特定款物罪形成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罪名歸屬有誤區(qū)
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將特定款蜘挪作“公用”的“挪用特定款物罪”，更是只有國家機關中有領導權的人才可能實施，所以，挪用特定款物罪是一種典型的職務犯罪。 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在現(xiàn)實中，確實只有有權機關的有權人員才能實施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也確實是基于職務而進行挪用行為，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作為職務犯罪來對待，并不為過。更重要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不同的罪名歸屬將帶來偵查模式的不同。
按照現(xiàn)行的規(guī)定， “兩高三部”和全國人大法工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由公安機關管轄，但在實踐中，這一犯罪處于“無管轄”’狀態(tài)。原因是，配置了職務犯罪預防和偵查資源的檢察機關依法不得對該犯罪進行偵查，公安機關在法律上享有對該犯罪行為進行偵查的權利，但是公安機關主要進行的是對社會治安的管理和一般性的刑事案件的管轄，公安機關在客觀上不便于對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進行偵查，這就造成了這一行為處于無監(jiān)管狀態(tài)，放縱了挪用特定款物行為的發(fā)生。一些檢察機關的人士也認為，“挪用特定款物的違法犯罪活動呈上升的趨勢，但受到刑事追究的較少，處于一種打擊不力的狀態(tài)。造成這種打擊不力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該案的管轄權問題�！� 因此實務部門的人員希望將這一罪名的管轄權交予檢察機關，以此加強對挪用特定款物行為的打擊，本文認為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主體不明確
在我國現(xiàn)行立法中，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并不明確。沒有明文規(guī)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所以有學者指出，本罪應當認定為自然人犯罪，而不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只應對直接責任人員予以處罰，其中的直接責任人員不屬于單位犯罪的被追訴主體。 也有學者認為，挪用特定款物罪體現(xiàn)的是“單位的意志”，是“為了單位的利益”；換言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挪用只限于由有關單位改變專用款物用途的情形。
本文認為，挪用特定款物罪體現(xiàn)單位意志的觀點有可取之處，理由是，“挪用”的決定往往由單位集體作出，同時“挪用”也是為了單位或者整體上的利益。例如，挪用救災款用于開發(fā)區(qū)建設，政府部門的領導恐怕不敢一人作出該決定，為了分攤責任，往往是集體作出的決定。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把單位排除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主體之外是不合適的,因為實踐中大量地挪用特定款物行為是由單位集體決定并由單位負責組織實施的，有的雖未經集體研究討論，但往往也是由主要負責人決定并由單位負責組織實施的，這應該是一種典型的單位犯罪行為�！� 因此，將挪用特定款物罪設定為單位范圍有一定的科學性，有利于加強對挪用特定款物行為的打擊，也有利于罪責刑相一致。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對象有限
我國刑法將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設定為有限的幾種款物，以體現(xiàn)其“特定”性，這些款物包括即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從性質上來說，這些款物都屬于公款，同時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刑法將這些款物作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體現(xiàn)了對這些款物使用的特別保護。
但是有學者指出，“1979年《刑法》將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等7方面的公共財產規(guī)定為本罪的犯罪對象，1997年《刑法》修訂時,依然沒對特定款物的范圍擴大�！�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國家對基礎設施、能源建設、公共財政的支出不斷增加，投入了各種名目眾多的專項資金，涉及農業(yè)、環(huán)保、教育、衛(wèi)生等各個方面。因此如果將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僅僅局限于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則非常不合時宜，理由是，這些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的款物數(shù)額其實不是很大，而且犯罪分子如果要挪用，但是為了避免違反刑法，他完全可以挪用教育、農業(yè)、環(huán)保等款項。因此，可以實現(xiàn)法律規(guī)避，但是很難說，農業(yè)、環(huán)保、教育、衛(wèi)生等領域的特定款項就不重要。
四、完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立法建議
鑒于我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刑事立法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fā)展需要，同時由于我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法律體系內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從應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如何完善我國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結合上文談到的挪用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改變特定款物罪的偵查歸屬
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罪具備職務犯罪的特征，雖然在客觀方面，挪用特定款物罪與一般的職務犯罪如受賄罪、貪污罪等存在很多區(qū)別，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基于職務而進行卻不可否認。當然，職務犯罪本身不是一種獨立的罪名，而是一系列罪名的綜合，其主要的意義是通過檢察機關來對這些犯罪進行打擊，并且建構職務犯罪預防機制。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究竟是否屬于職務犯罪，本身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現(xiàn)行偵查模式的缺陷，有必要將挪用特定款物罪劃歸檢察機關管理，這樣能夠有效地防止挪用特定款物行為的發(fā)生，并且有利于加強對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打擊。
（二）明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
現(xiàn)行刑法對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沒有作出詳細的規(guī)定，由于單位犯罪必須有刑法規(guī)定才能被確認，在刑法沒有確認一項罪名可以由單位構成之前，是不可以將該罪名認作單位犯罪的。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的行為一般都由單位作出，很多場合這些特定款物也是由單位集體利用的。如本文開篇提到的一個判例，在該案中一些移民款項就被用作集體開支。因此，沒有將挪用特定款物罪作為單位犯罪來對待，實為刑法的一大疏漏。
當然，不講挪用特定款物罪作為單位犯罪來對待，而是將其作為自然人犯罪來對待，同樣能夠打擊這種行為。例如，將單位的負責人按照本罪來定罪量刑，但是從其行為特征和本質來看，將本罪一律界定為自然人犯罪，很不科學，違反了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該原則不僅僅在刑事司法和刑事判決中使用，同樣也應該貫穿于刑事立法中，因此有必要對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進行重構，將單位犯罪納入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體范圍。
（三）有條件地擴大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范圍
如前文所述，我國《刑法》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特定款物的規(guī)定比較狹窄，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fā)展需要。事實上，只要是�？�，都必須專用，這是由財經制度決定的。當然，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對象不能無限地擴大，否則這些款物的“特定”就不能體現(xiàn)出來。本文認為，首先需要界定這些款項的特點，一般緊急的、關系社會民生的，都應該作為本罪的犯罪對象。具體有，農業(yè)專項資金、教育專項資金、環(huán)保專項資金、醫(yī)療衛(wèi)生專項資金等，由于本罪和犯罪對象的關系較為緊密，所以為了貫徹罪刑法定原則，不宜將本罪的犯罪對象過度放開，只能適當?shù)財U大，立法者可以考慮將農業(yè)專項資金、教育專項資金、環(huán)保專項資金、醫(yī)療衛(wèi)生專項資金也作為特定款物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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