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純志 ]——(2004-9-29) / 已閱21845次
轉引自黃榮康等：“理性對待刑事二審改判問題”，載《人民司法》2004年第5期。
戴安·伍德（美國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 “上訴法院與上訴法官的作用”載宋冰主編《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頁174。
周輝武：“析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獲得與運用”，載《法律適用》2002年第3期，,頁69。
甘雨沛、何鵬：轉引自黃榮康等“理性對待刑事二審改判問題”，載《人民司法》2004年5期，頁50。原文為“法官自由裁量權是刑事法治的鎖頭，同時也是違法擅斷、破壞法制的鑰匙，這個鎖頭和鑰匙都是拿在裁判官的手里”。筆者引用時有所改動。
“法律涵量”即法律之容量，是指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表現在“量”上面的界限或程度。見武樹臣“法律涵量、法官裁量與裁判自律”。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頁27。
美國國會指定美國量刑委員會于1987年制定了《聯邦量刑指南》作為聯邦法官刑事量刑的強制規(guī)定，聯邦法官必須在其規(guī)定的幅度內量刑，有效控制了法官隨意量刑的行為，促進了量刑的統(tǒng)一。見喬鋼良：《現在開庭－我為美國聯邦法官做助理》三聯書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頁94。
轉引自黃榮康等：“理性對待刑事二審改判問題”，載《人民司法》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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