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危,匹夫有責評《國家安全學》 ——

張衛(wèi) 2005-3-20 16: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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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國家安全學》

張　衛(wèi)

摘要：劉躍進先生主編的《國家安全學》，是我國這方面研究的第一本填補空白的教材性專著。該書具有全面系統(tǒng)的豐富內容、與時俱進的思想觀點、邏輯嚴密的論證話語，有助于提高國人的國家安危、匹夫有責的覺悟。該書的出版使用，可以促進我國維護國家安全事業(yè)的發(fā)展。
關鍵詞：國家安全學；教材專著；內容評價

劉躍進先生主編的《國家安全學》于2004年5月出版了，這不僅是國內“國家安全學”研究方面第一本填補空白的教材性專著，更主要的是該書把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國家安全問題全面地理出了頭緒，使國人可以總體上了解國家安全的真正意義。劉先生和他的編寫組成員可謂是十年磨一劍，終成善果，可喜可賀。
劉躍進先生是北方人，但像敝同鄉(xiāng)先賢蘇州昆山的顧炎武一樣，學問淵博，且以天下事為己任。顧炎武有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北扇俗x了這本45萬字的《國家安全學》后，不僅有一種集國家安全學問之大成的收獲感，更產生一種國家安危、匹夫有責的責任感。這些感覺，來源于《國家安全學》一書中的全面系統(tǒng)的豐富內容、與時俱進的思想觀點、邏輯嚴密的論證話語。

一、全面系統(tǒng)的內容

古人曾云：“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弊鳛槠毡槭苓^教育的現(xiàn)代國民，豈非更應如此。但是，國家天下事有哪些?如何才能保持安全?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學者為文或囿于見識、或限于篇幅，往往各照一隅，鮮觀大道。而《國家安全學》一書要作為“學”，就像作者在主編后記中說的：“就必須具有一定的理論系統(tǒng)性�！畤�家安全學’就是要統(tǒng)合原有不同學科涉及到的國家安全的方面，利用原有不同學科已經取得的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研究成果，全方位系統(tǒng)性地研究國家安全問題�！盵1](Ｐ.340)
這不是作者自言自語的大話，該書除了對核心對象的國家安全的基本內容作了透徹研究外，還全面研究了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國家安全的因素和國家安全保障這三個與國家安全本身密切相關的方面。如對國家安全的內容，該書指出：“從國家安全產生過程來看，國家最初形成時就已經存在的國家安全‘源生內容’包括國民安全、經濟安全、領土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等。后來，在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又陸續(xù)出現(xiàn)了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tài)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包括在政治安全中的意識形態(tài)安全等國家安全的‘派生內容’”。[1](Ｐ.52)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比較完整而又科學的概括。
該書中對這些國家安全內容的具體闡述既新穎獨到，又辯證有理。如在“國民安全”這一章中說到：“在歷史上人們并沒有給予國民安全以高度重視，沒有明確提出過國民安全問題，甚至在今天許多研究國家安全構成要素的論著中，在大講政治安全、軍事安全、領土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時，常常忽略了國民安全這一最重要最核心的國家安全構成要素。”[1](Ｐ.56)“現(xiàn)代文明國家一方面要重視國民的安全和利益，把國民的安全和利益作為國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來看待，切實維護國民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強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高于國民個體的安全和利益，要求國民樹立為國家安全和利益獻身的精神�！盵1](Ｐ.67)
從《國家安全學》中對國民安全、經濟安全、領土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tài)安全、信息安全等內容的充分論述中，可以使國人體會到，國家安全不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國家安全的問題并非僅是“肉食者謀之”，而是人人都可以并且也應該有所思考和作為的。

二、與時俱進的思想

我國學術界現(xiàn)在對教材的編寫特別是社會科學教材的編寫，非議很多。主要是指許多教材缺乏思考和思想，東抄抄西抄抄，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最大體現(xiàn)就是這些教材的抄襲，特別是觀點上的抄襲，造成了千人一面，了無生機。而《國家安全學》作為教材，就較少這方面的瑕疵。有人或許會說，這可能是我國這方面還沒有現(xiàn)成教材、抄無可抄的原因。但人們去細讀該書，確實會發(fā)現(xiàn)主編和許多編者從中展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學風；而非人云亦云、沒有自己是非的心態(tài)。
《國家安全學》闡述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恐怖主義等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有的雖然是古已有之、但于今為烈；有的則是冷戰(zhàn)結束后的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帶來的產物。針對這些新的變化，該書的編者們，以與時俱進的敏銳的思維觸角，突破了傳統(tǒng)國家安全觀的視野樊籬，把這些涉及到影響國家安全的方方面面的非傳統(tǒng)因素的來龍去脈，一一清晰地呈現(xiàn)在人們的眼前。應該說，這是難能可貴的。
更可貴的是，編寫者們在討論這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新事物、新問題的應對之策時，所體現(xiàn)出的實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形成的振聾發(fā)聵卓爾不群的思想。書中在談到保障國家文化安全時，有力地批評了“國粹主義”，指出：“文化的先進性是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1](Ｐ.151)，強調：“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并不是維護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存文化的純潔性，也不是拒絕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滲透，而是保障和促進傳統(tǒng)和現(xiàn)存的民族文化沿著先進性的方向發(fā)展。拒絕接受外來文化，拒絕原有文化的更新改造，不僅在過去沒有成為維護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今天更不可能真正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盵1](Ｐ.154)
確實，現(xiàn)在世界各國都有一些人在保衛(wèi)自己國家文化安全時，持國粹主義、原教旨主義態(tài)度，拼死守住其文化中的落后性，結果反而導致并加速了自己國家文化的不安全。阿富汗的奧馬爾強調伊斯蘭的純潔性，摧毀巴米揚大佛等一切非伊斯蘭的文化，結果瞬間垮臺，可非前車之轍乎?

三、邏輯嚴密的論證維

新思想家嚴復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躊躇�！睋�心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秶�家安全學》對名詞概念的定義和梳理非常認真仔細，如對國家、利益、安全等許多重要的基本概念，不惜筆墨，常�；◣装偕锨ё�，考察其詞源、演變和各種詞義，并與英文對應詞匯比較，不僅搞清了一系列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還發(fā)現(xiàn)了在一些概念的表達上“現(xiàn)代漢語是更準確的話語體系”。[1](Ｐ.24)國人從中除了可以增進知識外，還可以增加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蔽牟粌H指要有文采，還要求文章表達準確、邏輯嚴密，如此才能傳之久遠。劉躍進先生曾是哲學專業(yè)的研究生，長期從事哲學邏輯學的教學與研究，所以在他主編的《國家安全學》一書中，這方面的特色自然也很鮮明。我們僅舉一例，在“國家安全戰(zhàn)略”這一章中，對戰(zhàn)略、國家戰(zhàn)略、全國戰(zhàn)略、對國戰(zhàn)略、國立戰(zhàn)略、大戰(zhàn)略、國家大戰(zhàn)略等的涵義、分類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不僅都有清晰的文字表述，更有圖形表示。這樣嚴密而又生動的邏輯論證，對人們理解和制定國家安全戰(zhàn)略、從而更好地理性地維護國家安全無疑是有其積極作用的。
《國家安全學》一書對辯證邏輯也運用自如，如就中國自身的安全問題說：“沒有發(fā)展就沒有安全，不發(fā)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盵1](Ｐ.308)就國際社會的安全問題則說：“各國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時，必須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各國都必須放棄只想獲得而不想做出相應付出這一追求絕對安全的奢望……最終在不同國家之間實現(xiàn)‘雙贏’，甚至在全球范圍內實現(xiàn)‘共贏’�！盵1](Ｐ.306)

四、白璧也有的微瑕

《國家安全學》作者除主編劉躍進先生外，還有多達20余人的編寫人員，人多雖然力量大，人多自然也嘴雜。我們從該書總體的質量來看，應該說參編者的學術造詣都是有相當水準的，但個別地方的參差不齊或一時疏忽自然也是免不了的。筆者覺得該書的不足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該書某些方面的論述還有缺陷。由于本書涉及的面比較廣泛，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內容全面是好事，但要講清楚講透徹就很難。如第十九章的“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中應該有人民防線、民間組織等作用的內容。在現(xiàn)代國家中，政府、企業(yè)市場、非政府組織以致公民個人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保障國家安全上同樣如此。二是書中有些內容略有重復，有些事例還被反復提及，如北約對南聯(lián)盟的干預等。諺語說，好話不說兩篇，重復了反復了總是不太好的。三是個別地方有錯誤和別字，如第277頁說美國“還有國家安全局、國家偵察局、專業(yè)情報局等專業(yè)情報局”。兩個專業(yè)情報局，肯定不通。第154頁中的“擬或”應該寫作“抑或”。當然這只是個別地方，與現(xiàn)在社會上許多心態(tài)浮躁、無錯不成書的粗制濫作相比，本書在文字校對上可以說絕對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
盡管《國家安全學》存在一些這樣那樣的不足，但肯定是瑕不掩瑜的。所以，北京市教委把它作為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設項目資助是很有見識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把它作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出版肯定是有社會效益的。可惜的是，在我們12億人口的大國，這樣的能“為萬世開太平”的書籍只印了5000冊，實在太少了些。鄙人在此呼吁和盼望：“國家安全學”的討論研究在我國能夠更加興旺發(fā)達、豐富完善；“國家安全學”的教材書籍在我國能夠更多地被出版介紹、學習使用。這個呼吁和盼望，也算是鄙人面對國家安危而盡的一點“匹夫之責”吧!

參考文獻：
[1]劉躍進.國家安全學[Ｍ].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載《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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