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已經(jīng)過去二十多年了，雖然事后
出版過幾本關(guān)于審判的著作，但是有關(guān)為案件被告人辯護的書卻一直閾
如，參與其事的同志談起來總感到是件憾事。2001年前后，曾有過編撰
的議論，后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其間，當年主管律師辯護工作的司法
部原副部長陳卓同志曾給我打電話談及此事，但未形成定論。2003年暮
春，我因公赴京與陳卓同志相見，他再次談到應(yīng)當組織力量撰寫為林、
江集團案主犯辯護的著作，為后人留下這段時期的歷史資料。況且在當
年參加“兩案”司法程序工作，擔任被告人律師的法律工作者已有幾位
相繼去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最長者已有八十高齡，時間不容再等了。
對此，我深以為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后，全國人大設(shè)立特別法庭、特別
檢察庭，中央成立了“兩案”指導(dǎo)委員會(小組)，對林、江反革命集
團主犯的犯罪活動進行偵察、起訴、審判。這一歷史性的審判，成為我
國法制建設(shè)的里程碑；中國律師在世界上第一次公開亮相，開創(chuàng)了律師
工作的新紀元；成為我國撥亂反正以來，依法辦案的典范。此舉不僅受
到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的肯定，得到全國人民的贊揚，在國際上也取得了良好
反響�？梢哉f，經(jīng)受了歷史的考驗。今天，從法制建設(shè)的角度回顧這一
歷史，進行總結(jié)、評價，并將其撰寫成書，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也是
對我國法制建設(shè)、律師制度建設(shè)的重要貢獻。
隨后，與張思之、蘇惠漁、傅志人、張中、朱華榮等當年的辯護律
師交換意見，取得合作編撰的共識。在得到武漢大學(xué)校友、深圳仁人律
師事務(wù)所劉少雄律師的資助，并由王淑敏、白勇同志商得中國長安出版
社的支持，由他們負責(zé)于2005年8月在北京西藏大廈召開了“當年辯
護律師座談會”，討論事先草擬的編寫提綱，陳卓同志與會指導(dǎo)。經(jīng)過
兩天的討論，通過了編寫提綱、體例和分工方案，并商定以紀實的形式
撰寫，計劃于2004年7月底以前交稿。
由于部分同志工作很忙，各章書稿至2005年春始行交齊。經(jīng)過初
步統(tǒng)稿，至同年8月將分別撰寫的章節(jié)統(tǒng)一成為一本書稿，然后分別寄
給思之、惠漁等同志征求意見，并送陳卓同志審查。張思之同志認真負
責(zé)，對書稿從頭至尾包括某些標點符號進行了仔細修正，蘇惠漁同志從
宏觀上提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書面意見，傅志人同志通過電話談了解決某
些問題的若干建議，陳卓同志在肯定書稿的同時，也懇切提出三條修改
意見。這些意見有助于提高書稿的質(zhì)量，經(jīng)過考慮大都加以采納。
本書意在留下律師為“林、江集團”案主犯辯護的歷史資料，所以
只寫了庭審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時的律師辯護；
而沒有請律師辯護的張春橋、王洪文、黃永勝、邱會作等被告人的庭審
情況，則不在寫作之列。江青雖然庭審時沒有辯護律師，但她還是提出
聘請律師，并且有三位律師兩次與之會見，在“會見被告人”一章，自
然應(yīng)有會見她的篇幅。與此相聯(lián)系，也將“庭審江青及其自我辯護”列
為一章，以便讀者了解江青在受審活動中的情況。
書名在開會討論時，曾擬定為“世紀辯護”，后來蘇惠漁同志提出
改為“特別辯護”。理由是：這不僅與“特別法庭”的審判相呼應(yīng)，而
且辯護確有其特別之處，其意非“世紀辯護”所能包含。經(jīng)與一些同志
商洽，認為更名更為妥善，遂改以“特別辯護”為書名。
書稿的內(nèi)容雖然許多章節(jié)是撰寫者親身的經(jīng)歷，但案件的庭審部分
如第五章、第七至十一章、第十三章等的撰寫，還是參考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和
《歷史的審判》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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