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體是我國刑法學中一個非常特殊的范疇，其基礎理論是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從前蘇聯(lián)移植犯罪構成理論時的“舶來品”。傳統(tǒng)的犯罪構成理論認為，犯罪客體是指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認為將犯罪客體的含義界定為“社會主義社會關系”能說明犯罪的本質，揭示犯罪的階級屬性、區(qū)分犯罪的性質、評價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是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而且是首要要件。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對犯罪構成理論研究的深入，我國刑法學者開始對以“社會關系”為核心的犯罪客體理論提出質疑；對“犯罪客體的應然含義究竟是什么”等問題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犯罪對象說、權利說、法律秩序說、權益說、法益說、違法性說，并對“犯罪客體是犯罪構成的要件”提出了質疑。很多學者認為犯罪客體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應將其剔出犯罪構成。但這些研究、爭論并未改變傳統(tǒng)犯罪客體理論的混沌狀態(tài)，犯罪客體本身的含義、是否犯罪構成的要件等問題仍然是我國現(xiàn)行犯罪構成理論中備受爭議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刑法理論上將犯罪客體放在犯罪構成這一塊研究、討論，但犯罪構成理論又沒有嚴格區(qū)分犯罪客體和犯罪客體要件，通常在同一含義上使用“犯罪客體”和“犯罪客體要件”。大多數刑法學教科書或其他論著在論述犯罪客體時，幾乎無例外地將二者混淆，要么將犯罪客體解釋為犯罪客體要件；要么將犯罪客體要件解釋為犯罪客體。即使有教科書冠以“犯罪的客體要件”，在論述時仍然將犯罪客體與犯罪客體要件混為一談，沒有從本質上區(qū)分犯罪客體與犯罪客體要件。筆者認為，對“犯罪客體”與“犯罪客體要件”不加區(qū)別的混用是造成我國刑法客體理論長期爭論不休的原因之一。
本書以我國平面四要件犯罪構成語境中的客體要件為研究對象，從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即刑法保護的社會關系）在現(xiàn)行犯罪構成理論中面臨的理論上、實踐上的困境出發(fā)，在澄清我國犯罪構成理論本身存在的某些混沌、分析犯罪構成與犯罪概念的關系、犯罪構成的應然功能的基礎上，分析并闡明了犯罪構成是體現(xiàn)各種具體犯罪特殊本質的法律結構。其結構特點決定了犯罪構成只能是事實層面的、能為人感官直接感知的東西，而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具有抽象性，不能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必須通過理性思維才能把握，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明確指出能成為犯罪構成要件的只能是客體要件，而不是犯罪客體本身。
我國現(xiàn)行平面四要件犯罪構成是從行為內部將犯罪行為劃分為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觀方面四個部分，并從這幾個部分抽出能揭示具體犯罪行為特殊本質的那一部分，且能被人直接把握的事實特征作為對應的構成要件。犯罪客體要件是從行為的社會屬性角度揭示具體犯罪特殊本質的事實特征。犯罪是對社會有危害的行為，而這種危害必須通過犯罪行為對客觀世界造成改變或改變的可能性表現(xiàn)出來。因此，任何犯罪都含有表征行為社會屬性的事實特征——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這就是犯罪客體要件的含義。犯罪行為正是通過改變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或者使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處于危險狀態(tài)而表現(xiàn)出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犯罪客體與犯罪客體要件是犯罪行為的兩個方面，具有實質與現(xiàn)象的關系。犯罪客體是犯罪行為的實質，客體要件是犯罪行為“可以感覺的那一面”，而犯罪客體需要通過犯罪客體要件來體現(xiàn)。
否定犯罪客體的構成要件地位，并不否認犯罪客體本身的存在價值。將犯罪客體剔出犯罪構成之后，我國四要件的犯罪構成就是完全的事實判斷，在犯罪構成中沒有了直接的價值判斷因素，這是由我國平面四要件犯罪構成的結構特點所決定的。任何價值評價必須建立在事實評價基礎之上，在沒有對行為的整體進行事實評價之前，無法對行為進行價值評價，當然也就不能將沒有事實判斷基礎的價值判斷結果作為純粹事實判斷的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但符合犯罪構成的事實是否值得用刑罰制裁，必須進行價值判斷。因此，在犯罪構成之外必須有價值判斷的因素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有其研究的必要性，但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不具有準確認定犯罪的意義，僅具有認定犯罪性質的嚴重性、適用刑罰輕重的意義，因為我們認定犯罪的基礎只能是事實。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刑法理論通說的犯罪客體，即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在犯罪構成中不能起到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作用；并且因為犯罪客體本身是抽象性的東西，無法直接把握，不符合犯罪構成的結構特點，這就決定了犯罪客體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而僅僅是刑法保護價值意義上的概念；能夠成為犯罪構成要件的只能是犯罪客體要件——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本書以此為主線展開，共分七個部分。
緒論部分簡要介紹了我國20世紀50年代從前蘇聯(lián)移植犯罪構成理論以來，學術界對犯罪客體本身存在的爭議；至今這種爭議狀況并未根本改變，仍然是一種混沌狀態(tài)：學術界仍然就犯罪客體本身的含義、是否犯罪構成的要件等問題爭論不休。但是，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在理論上、實踐上確實面臨著很多缺陷。對這些問題，從理論上應該如何解決，這是本書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主要研究我國現(xiàn)行犯罪客體理論及將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所存在的問題。由于我國現(xiàn)行犯罪構成理論認為犯罪客體是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那么厘清犯罪客體自身作為構成要件在理論上、實踐上面臨的困境是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前提。有問題，我們才會去解決問題。因此，文章從分析犯罪客體理論現(xiàn)存的問題著手展開。
由于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包括犯罪客體理論）直接來源于前蘇聯(lián)，前蘇聯(lián)刑法學者受當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創(chuàng)立了犯罪客體理論并將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因此，犯罪客體理論的產生與存在無處不體現(xiàn)出階級性、政治性。犯罪構成理論引入我國后，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有別于“社會關系說”的犯罪客體理論。這些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刑法目的、刑法保護的價值層面上界定的犯罪客體，包括權利說、權益說、法律秩序說、法益說、違法性說；另一類是與主體相對的、哲學意義角度界定的犯罪客體，包括犯罪對象說、刑事被害人說。對于刑法保護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的構成要件地位，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肯定的態(tài)度，認為在犯罪構成中，只有犯罪客體才能夠揭示犯罪的本質——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若無犯罪客體存在，犯罪構成的其他要件就不能說明犯罪的本質，因為只有犯罪客體的內容才能表明行為的社會意義——對社會的負價值。因而也就否定了哲學意義上的犯罪客體的構成要件地位。另一種是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在理論上，違背了哲學的基本原理并導致刑法學與其他法學學科理論的不協(xié)調；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中不能擔負起區(qū)分犯罪性質的重任；存在“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性錯誤；犯罪客體與犯罪構成要件不屬于同一層次上的事物，應屬于犯罪概念研究的問題；政治功能與法律功能之混淆等問題。因而有學者主張以哲學意義上的犯罪客體取代刑法保護價值意義上的犯罪客體。
第二章主要研究犯罪客體要件的概念。在前文對犯罪客體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在理論上面臨的困境作了簡要介紹的基礎上，以澄清我國刑法學中犯罪構成理論本身存在的一些混沌為突破口，從現(xiàn)行犯罪構成概念存在的缺陷（其根本缺陷在于沒有揭示出犯罪構成的真實功能、每一個要件成為要件的理由、各要件之間的關系）出發(fā)，對犯罪構成的屬性進行分析論證，認為犯罪構成是刑法理論工作者依據人們普遍認同的基本道理、刑法的基本理念對刑法條文進行分析、解釋的結果，不是刑法的直接規(guī)定。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來源于對刑法條文的分析、解釋，為司法實踐確定構成要件指明方向。分析了犯罪構成與犯罪概念的關系，認為犯罪概念與犯罪構成是抽象與具體、本質與現(xiàn)象的關系，并進而得出犯罪構成必須是現(xiàn)象形態(tài)的、能被人直接把握的客觀存在。分析論證了犯罪構成的真實功能，認為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的標準，它必須能夠區(qū)分此罪與彼罪，且犯罪構成只能是具體的犯罪構成，不存在一般的犯罪構成，它只能是揭示具體犯罪特殊本質的法律結構。犯罪構成是揭示具體犯罪特殊本質的法律結構這一概念既揭示了犯罪構成的功能，也揭示了各犯罪構成要件能夠成為要件的理由、各要件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等問題。
在分析了犯罪構成的結構特點、真實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理論上、實踐上分析論證了犯罪客體本身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明確提出我國犯罪構成中的犯罪客體要件應該是表征行為社會屬性的事實特征——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它與犯罪客體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具有現(xiàn)象與實質的關系。犯罪客體是犯罪行為的實質，客體要件是犯罪行為“可以感覺的那一面”，而犯罪客體需要通過犯罪客體要件來體現(xiàn)。
第三章主要研究犯罪客體要件的獨立構成要件地位。犯罪客體本身不能作為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刑法保護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才是表征行為社會屬性方面的必備要件。任何犯罪都含有表征行為社會屬性的事實特征。犯罪行為所作用的對象存在于每一個犯罪之中，并且犯罪行為所指向的對象并不是我國刑法學所說的整體的入或物，而只是具體的人或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即存在狀態(tài)）。正是這種人或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狀態(tài)）體現(xiàn)出刑法所保護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揭示了行為在社會屬性方面的特殊本質。因此，如果犯罪構成中沒有一個可以體現(xiàn)犯罪客體的要素，即沒有一個表征行為社會屬性的要素，那么整體的犯罪構成既無法反映行為的客觀社會危害性，也無法體現(xiàn)究竟是什么社會關系遭到破壞。必須注意的是，“危害行為”并不是犯罪客觀要件中的要素，犯罪客觀要件的內容應該是行為人所利用的客觀條件體現(xiàn)出來的犯罪行為的客觀自然性質。犯罪客體要件與客觀要件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不能將它們合為一個要件，犯罪客體要件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性。
第四章主要研究犯罪客體要件的實質內容。犯罪客體要件包括犯罪對象、犯罪結果、個別犯罪成立所要求的特定時間、地點等內容。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指向的、刑法禁止改變的、體現(xiàn)刑法保護權利、義務關系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犯罪結果是刑法防止出現(xiàn)的人或物的存在狀態(tài)，它是按照行為主觀罪過內容完全展開，所出現(xiàn)或可能出現(xiàn)的結果，是一種邏輯上的結果。犯罪對象、犯罪結果是任何犯罪成立都必須具備的要素。時間、地點不是犯罪客觀要件中的內容，而應該是犯罪客體要件中內容，它是用來說明、限制犯罪對象，揭示犯罪對象所代表的處于特定時間、地點的社會關系。時間、地點是選擇性要件，只是那些刑法分則條文明確規(guī)定犯罪成立必須具備特定時間、地點的罪的構成要素。
第五章主要研究犯罪客體要件與其他三要件之間的辯證關系。研究犯罪構成、犯罪客體要件的目的是運用犯罪構成認定犯罪。因此，研究犯罪客體要件與其他構成要件間的關系有助于司法實踐中分析、認定具體犯罪的客體要件。我國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關系。犯罪客體要件與主體要件的關系集中表現(xiàn)在行為人的認識能力與犯罪客體要件能否被認識上。犯罪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運用必須以犯罪客體要件為對象，沒有這個對象，犯罪主體就無法體現(xiàn)自己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主體也就不能成為犯罪主體，則主體的刑事責任能力也就不存在。犯罪客體要件與主觀要件的關系體現(xiàn)在沒有作為犯罪客體要件的犯罪對象和犯罪結果，也就沒有犯罪主觀要件的認識狀態(tài)；沒有認識狀態(tài)（或者應有的認識狀態(tài)）就沒有控制狀態(tài)，也就沒有主觀罪過�？梢哉f，離開了犯罪客體要件，作為犯罪主觀要件的行為人的認識狀況、控制狀況就沒有實際內容。犯罪客體要件與犯罪客觀要件間的關系體現(xiàn)在犯罪客觀要件中的行為人所控制或應該控制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客觀性質必須借助于犯罪客體要件才能體現(xiàn)出來。對于某種具體犯罪而言，犯罪客體要件是行為人主觀罪過內容產生（或存在）的物質基礎和前提，離開了客體要件，也就無所謂犯罪主觀要件、主體要件，也就沒有犯罪客觀要件。
第六章主要研究犯罪客體要件在犯罪構成中的序位。研究犯罪客體要件的序位，目的是順應司法實踐的需要，即這種排列順序應該體現(xiàn)司法實踐確定犯罪構成各要件的邏輯順序。對犯罪構成要件的排列順序，我國刑法學中有偵查犯罪過程說（即通說）、系統(tǒng)論說、“犯罪行為生成論”說、邏輯遞進說。這些觀點都建立了各自的排序并有各自的理由，但這些觀點均與犯罪構成作為認定犯罪的標準在認定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相符合。從犯罪構成在定罪過程中的作用來看，犯罪構成要件的排列順序應該以司法實踐中認定各要件的順序排列。但這里的認定各要件的過程不應該與查清案件事實的過程相混淆。犯罪構成只能是在已經查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法官在運用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同已查清的案件事實進行耦合，判定具體犯罪行為是否包含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過程中，發(fā)揮一種標準、參照物的作用，它并不是指導偵查人員查清案件事實的標準。指導偵查人員查清案件事實的是行為結構理論。因為，任何一個行為都包含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查清這四個方面也就查清了全部案件事實。同時，犯罪構成也不是研究行為結構的標準，相反，行為結構的研究是為研究犯罪構成服務的。因此，犯罪構成要件的排列順序與查清案件事實或者行為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無關，其排列順序應該是：犯罪主體要件、犯罪主觀要件、犯罪客體要件、犯罪客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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