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5-11-10) / 已閱74198次
（六）非法進行期貨交易罪
《商品交易所法》第8條、第155條規(guī)定，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開設類似進行期貨交易的商品市場的設施，違者將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二者并處；任何人都不得在非法設立的期貨交易場所里進行買賣，不具有交易所會員資格不得接受期貨交易委托，交易員受停業(yè)停職處分的不得繼續(xù)從事期貨交易，違者處1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二者并處。
（七）利用期貨行情賭博罪
《商品交易所法》第145條、第157條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在進行期貨交易的情況下利用期貨市場行情進行以接受差價為目的的活動，違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二者并處。
從上述日本期貨立法所規(guī)定的主要期貨犯罪及刑罰可以看出，期貨犯罪所適用的刑罰分為有期徒刑與罰金刑兩種，后者可單獨，也可附加適用，其中，有期徒刑最高刑為3年，罰金刑最高刑為300萬日元，最高刑適用于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欺詐期貨交易客戶罪等。對一般的期貨犯罪的處罰，大多為1年或半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或100萬日元以下罰金。
三 、新加坡的期貨犯罪立法[31]
新加坡在上世紀80年代才建立期貨市場，當時新加坡將美國期貨法律全套引進，僅作個別修改，因而其期貨犯罪立法與美國大致相同。目前新加坡調整期貨市場的基本法律為《期貨交易法》，該法第7部分規(guī)定了各種期貨犯罪行為，主要包括：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私下對沖罪；欺詐期貨交易客戶罪；傳播虛假期貨交易信息罪；誤導期貨交易罪；挪用客戶保證金罪；虛假交易罪等。該法第56條規(guī)定，任何人違反或不遵守該法第7章的有關規(guī)定即為犯罪，將處以10萬元以下罰金或處7年以下監(jiān)禁或二者并罰。
四 、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的期貨犯罪立法[32]
臺灣期貨交易始于上世紀70年代，但主要是境外期貨交易，1992年通過《“國外”期貨交易法》，該法主要規(guī)范期貨經紀商行為。1997年通過了規(guī)范島內外期貨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貨交易法》。該法所規(guī)定的期貨犯罪為：內幕交易罪，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私下對沖罪，期貨詐欺罪，擅自設立期貨交易所罪，非法進行期貨交易罪，散布虛假期貨交易信息罪，挪用期貨交易保證金罪等。同時該法還將期貨犯罪分為四類：重罪，處7年以下監(jiān)禁，并處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較重罪，處5年以下監(jiān)禁，并處新臺幣240萬元以下罰金；較次重罪，處3年以下監(jiān)禁，或新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也可兩者并處；輕罪，處1年以下監(jiān)禁或不超過新臺幣180萬元的罰金，或二者并處。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期貨市場于20世紀70年代起步。香港期貨市場的立法主要有1973年的《商品交易所（禁止）條例》和1976年頒布，1983年修訂的《商品交易條例》。后者對期貨犯罪作了比較全面規(guī)定，且不是規(guī)定在“罰則”中，而是直接規(guī)定在有關期貨交易條文中，因而在刑法體系上顯得較雜亂。主要犯罪有：內幕交易罪，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誘導交易罪，散布虛假信息罪，虛假陳述罪，欺詐交易罪，過度投機罪，非法從事期貨交易罪等。其刑罰的最高刑為7年有期徒刑，并處100萬港元罰金，一般的犯罪以財產刑為主。
五 、英國的期貨犯罪立法[33]
英國期貨市場產生于19世紀中葉，1876年倫敦金屬交易所成立，由于英國期貨市場監(jiān)督管理體制主要以自律管理為主，因而期貨立法發(fā)展較晚。1939年，英政府頒布《防止詐騙（投資）法》，1944年頒布了《投資業(yè)務管理法》，1973頒布《公平交易法》，1985年頒布了《投資者保護法》，1987年頒布《金融服務法》，這一系列法律的頒行意在實現對期貨、證券兩大市場的立法管理。特別是《金融服務法》，是英國調整多個投資業(yè)的綜合法，也是英國監(jiān)督管理期貨市場的現行有效法律，其所規(guī)定的期貨犯罪主要有：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期貨內幕交易罪，期貨交易虛假陳述罪，期貨欺詐罪等。
六 、國（境）外期貨犯罪的立法特點
第一，期貨犯罪都沒有規(guī)定在“大一統(tǒng)”的刑法典中，有關期貨犯罪大多分散地規(guī)定在商品交易法、期貨交易法、商品交易所法、金融法、投資法等相關法律中，并且有的是規(guī)定在該法的“罰則”中，而有的則直接規(guī)定在該法期貨交易制度的條文中，顯得比較雜亂。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期貨犯罪具有較強的專業(yè)性，具體認定期貨犯罪時，往往仍須參照期貨法的有關規(guī)定，因而在期貨交易法中集中規(guī)定各種期貨犯罪行為及刑罰，有助于更好地預防和制裁期貨犯罪。
第二，國（境）外期貨犯罪立法對期貨犯罪的處罰體現了輕刑化的特點，從各國立法來看，對期貨犯罪的處罰一律沒有適用無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最高刑為5年或7年有期徒刑，這是由于期貨犯罪是一種牟利型經濟犯罪，是一種法定犯罪，所侵害的是投資者的財產權益及期貨監(jiān)管機關的監(jiān)管制度，而不是象侵犯公民人身權利類的自然犯罪那樣，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因而從總體上看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要小于自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期貨犯罪的刑事處罰輕刑化體現了現代社會“嚴而不厲”的經濟刑法觀，同時也順應了世界刑罰改革的潮流。
第三，注重運用財產刑懲治期貨犯罪。期貨犯罪一般都是為了追求非法經濟利益，因而判處罰金，剝奪犯罪人的財產利益會加大犯罪者的犯罪成本，使其失去再犯的經濟能力，同時也預防其它意圖實施期貨犯罪的不穩(wěn)定分子。
第四，各國立法所設定的期貨犯罪類型大致相同。一般都包括操縱期貨交易價格罪、期貨內幕交易罪、欺詐期貨交易客戶罪，散布虛假信息罪、虛假陳述罪、私下對沖罪、挪用期貨交易保證金罪、非法從事期貨交易罪等，且處罰重罪最高刑一般在5年有期徒刑以下，僅香港、臺灣、新加坡為7年以下，就期貨刑事法網嚴密程度而言，日本、美國、新加坡規(guī)定的期貨犯罪最多，對期貨交易的很多違法行為都予以犯罪化，且不完全是僅僅判處罰金，可見發(fā)達國家對期貨交易的刑事規(guī)制相當重視。
第五，各國立法對單位期貨犯罪大都實行雙罰制，即除對單位處罰外，還對其主要負責人或直接責任人也同時給予刑事制裁。
第二節(jié) 我國期貨刑法的重構
1999年刑法修正案，基本上確立了我國的期貨刑法體系，這一體系基本上與我國期貨交易發(fā)展水平、法治狀況相適應，然而仍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
一、立法模式
（一）期貨交易與期貨法制建設的三條道路
證券、基金、期貨是現代經濟社會重要的投資工具，期貨因其獨特的套期保值和價格發(fā)現功能而引起投資者的關注，然而期貨交易本身具有高度的組織性、高風險性，因而各國一般都極其重視通過法律手段去控制期貨交易風險。迄今為止，世界各國（地）通過立法規(guī)制期貨交易大致走出了三條道路。首先是英美等國的自發(fā)型發(fā)展在先，立法規(guī)制在后的道路。美國從1848年創(chuàng)造了期貨交易方式，一直到1922年才頒布《谷物期貨法》，英國直到1939年才頒行《防止詐騙投資法》。英美“先發(fā)展，后規(guī)范”的道路與當時世界經濟發(fā)展形勢，英美法系的法律背景有很大關系。其次是中國香港地區(qū)、巴西等走出的“先規(guī)范，后發(fā)展”的道路，香港地區(qū)在籌建期貨交易所之前先行頒布了《商品期貨交易所（禁止）條例》，1976年9月頒布了《香港商品交易條例》，建立這些基本法規(guī)后，才于1976年12月正式成立香港商品交易所。這種“立法在先”的道路能充分享受期貨立法的“后發(fā)性利益”，避免在期貨立法道路上走彎路。我國大陸期貨市場立法走出了第三條道路，即“邊發(fā)展，邊規(guī)范”，從1988年開始進行期貨市場研究與試點，就不斷以“暫行辦法”、“試行辦法”、“通知”、“暫行條例”等法規(guī)性文件對期貨交易進行民事、行政規(guī)制。1993年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草擬出《期貨交易法草案》，惜一直未交付審議。1999年是期貨交易立法的豐收年，《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99刑法修正案（主要是期貨刑法）予以通過并施行�！斑叞l(fā)展，邊規(guī)范”使得我國期貨法已初具雛形，相信在最近幾年，《期貨交易法》必將通過實施。
（二）期貨犯罪的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是指期貨犯罪刑事立法的表現方式，即在立法上，以什么樣的方式規(guī)定期貨犯罪，要么將期貨犯罪規(guī)定在刑法典中，要么以單行刑法的方式，要么在《期貨交易法》中規(guī)定期貨犯罪的刑法規(guī)范。立法模式屬于立法技術問題，可以從宏觀模式、中觀模式、微觀模式三方面去看。[34][P138-143]從目前國（境）外的立法實踐來看，還沒有在統(tǒng)一的刑法典中明確具體規(guī)定期貨犯罪的立法例。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以下原因：首先，當代刑法發(fā)展的一個趨勢，是實體法律關系附有罪刑規(guī)定的越來越多，刑法典之外的刑罰規(guī)定層出不窮，即所謂“泛刑罰化”，以致許多民事、經濟法規(guī)中都直接規(guī)定了刑事責任。在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社會及其成員的素質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泛刑罰化”和淡化自由刑、生命刑的“刑罰罰金化”是兩個并行不悖的趨勢，它與現代社會“泛經濟化”或“泛商化”，法的調整趨于綜合化、專業(yè)化、精細化、普遍化、民主化和文明化的現象或要求是一致的。事實上，現代刑法與行政法一樣，業(yè)已形成社會經濟等公共管理之具體內容從中分化出去的“離心力”。只是鑒于犯罪屬于最嚴重的違法行為，其社會危害及政權對罪刑之關注程度遠甚于民事和行政法律責任，這種實際分化過程和時間較之行政法可能要緩慢得多。經濟刑法，行政刑法、專業(yè)刑法等現象和概念的出現，已經顯現了這種分化的苗頭。這種現象代表著現代經濟和法律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和趨勢，希望一部刑法典永遠能夠容納所有的罪刑條款，或編纂一部“經濟刑法”來包羅各種專業(yè)罪刑，都是不合時宜的，難以行得通的。從長遠看，規(guī)范經濟、社會秩序、政治和軍事活動等具體規(guī)定，都將從刑法典中分化出去，最終使刑法“純”化為刑事普通法和以自由刑制度為主干的“人身侵權法”。[35][P143-145]其次在于期貨犯罪的特殊性，期貨犯罪與證券犯罪一樣是金融犯罪中的新成員，其罪與非罪的界限不易把握，比如在高風險、高回報，極具投機性的期貨交易業(yè)務中如何認定“詐騙”行為，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同時，期貨犯罪中的犯罪數額與一般經濟犯罪、一般金融犯罪或一般財產犯罪相比，都是特別巨大，少則幾十萬，多則上億元，而一般金融犯罪立案的起刑點也不過上萬元，如果以此為參照確定起刑點，則打擊面過大，不利于期貨市場的健康發(fā)展。由于這些原因，致使期貨犯罪的立法模式也比較特殊。從國（境）外立法實踐看，期貨犯罪的宏觀立法模式為以下幾種：
總共12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一頁 下一頁
